我們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啟發(fā)后，可以通過寫心得體會的方式將其記錄下來，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這段時間的學習、工作生活狀態(tài)。我們想要好好寫一篇心得體會，可是卻無從下手嗎？那么下面我就給大家講一講心得體會怎么寫才比較好，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對于政策宣講聚共識心得體會總結一

【關鍵詞】高校?形勢與政策?專題教學?實效性

在開展高校形勢與政策教學中，教師要轉變傳統(tǒng)的教學觀念，結合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趨勢，提出有針對性的專題教學策略，切實將學生核心素養(yǎng)擺在重要位置。作為教師要積極探索，提升學生的思想認知能力，助力現(xiàn)代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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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新時代教育發(fā)展趨勢

從當前的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發(fā)展整體情況來看，全面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積極推進和深化各學科教育改革，提高形勢與政策教學的整體質量，已經逐漸成為教育發(fā)展的主旋律。因此在這樣的教育發(fā)展趨勢下，如果教師還是按照傳統(tǒng)的教學觀念和方式開展教學活動，勢必會影響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整體發(fā)展，阻礙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進步。專題教學在高校形勢與政策教學中的開展，有利于教師正確把握教育發(fā)展的方向，這是符合新時代高校教育發(fā)展趨勢的。

（二）有利于構建現(xiàn)代教育體系

能力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發(fā)展過程中教師給予重點關注的話題。但是自從實施素質教育以來，教學改革和教育創(chuàng)新就一直沒有最大限度的發(fā)揮作用。專題教學在高校形勢與政策教學中的運用，是創(chuàng)新高校教育形式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同時也是實施素質教育的一種具體化形式。結合學生的身心發(fā)展特點，通過專題教學的應用，抓住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基本規(guī)律，這對于構建完整的想高校形勢與政策特色教育體系，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都將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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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缺乏形勢與政策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是形勢與政策教師在開展教學活動過程中應該重點關注的內容。因為對于學生來說，學習興趣是獲得學習動力的基礎，如果學生缺乏學習興趣，就會在平時的學習過程中表現(xiàn)出較為松散的狀態(tài)，所進行的學習活動也都是在教師的驅動之下，為了完成學習任務，因此學習過程中具有明顯的被動性。如果此時所學知識具有一定難度，學生在理解的時候就會存在較多的阻礙。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學生學習興趣的缺乏。

（二）專題教學的應用缺乏明確目標

專題教學對于當前的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發(fā)展具有十分積極的指導作用，但是從目前的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情況來看，很多教師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專題教學的優(yōu)勢，因此在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中運用的時候，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所以很多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活動就顯得較為隨意，教學方式的選擇也沒有結合學生的實際特點。多數(shù)情況下，專題教學的應用都是流于表面形式，沒有對形勢與政策教育質量起到實質性作用，這對于專題教學的運用和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優(yōu)化，都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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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發(fā)揮專題教學的啟發(fā)性

在高校形勢與政策教師開展教學活動的過程中，灌輸式教學并不是一種有效方法。啟發(fā)式教學是形勢與政策教師應該始終堅持的教育方向，并且實踐證明，啟發(fā)式教學對于培養(yǎng)學生的認知能力，幫助學生獲得學習動力，掌握學習的正確方法，都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因此在形勢與政策教育實踐中運用專題教學的時候，教師一定要注重啟發(fā)性原則。也就是說，通過專題教學的運用，引導和調動學生主動探索知識內容，將教師的啟發(fā)和學生的探索結合起來，在形勢與政策教學過程中既體現(xiàn)出教師的引導和幫助作用，又不影響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幫助學生提升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引導學生思維，營造出一個良好的教學氛圍。

（二）專題教學要以學生發(fā)展為原則

在高校形勢與政策教學過程中，教師除了應該注重學生對于基礎知識的學習之外，還應該對學生的思維、情感態(tài)度等方面的內容給予充分重視，以發(fā)展的眼光看待教學，通過科學的專題教學設計，著眼學生的未來發(fā)展，讓當前的形勢與政策教學體現(xiàn)出更強的時代性和前瞻性，為學生以后的學習和發(fā)展奠定堅實基礎。因此教師在形勢與政策專題教學的時候，應該遵循發(fā)展性原則。高校形勢與政策教師應該將學生的全面發(fā)展作為教學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正確處理好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間的關系，將學生的思維情感，意志品質等內容，都融入到平時的教學設計之中，在夯實學生基礎知識的同時，幫助學生掌握學科基本技能，促進學生的綜合素質實現(xiàn)全面提升。

（三）要注重轉變教師的角色定位

在專題教學和理論的指導下，教師在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角色也應該有所轉變，這樣才符合形勢與政策專題教育發(fā)展的整體趨勢，為教學目標的實現(xiàn)打下良好基礎。學習的主體應該是學生，教師在學生學習過程中不應該主導學習過程，而是幫助學生更好的理解所學內容，強化學生對于所學知識的認知，建立基本的知識結構框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高校形勢與政策教師應該打破傳統(tǒng)觀念之中的教師中心論，而將自己作為學生學習的參與者和引導者。在與學生溝通的時候，以一種平等的態(tài)度和方式進行，深刻了解學生在學習理論知識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尊重學生的獨立想法，注重學生學習的過程和結果，完善形勢與政策教學流程，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實現(xiàn)教師角色的根本轉變。

參考文獻：

[1]高小升，胡鋼.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專題式教學改革方向及路徑[j].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版），2019，（11）：3-5.

[2]王偉.高?！靶蝿菖c政策”課專題化教學改革的困境與路徑[j].廣西教育（高等教育），2019，（2）：136-138.

[3]陳雪，周漢杰.打造高校"形勢與政策"課專題化教學精品[j].江西電力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18，31（7）：30-31.

[4]黃勝海.論專題化教學在《形勢與政策》教學中的運用[j].課程教育研究，2017，（14）：7-8.

[5]趙華安.專題講座教學在形勢與政策課的實效性提升[j].高教學刊，2017，（6）：42-44.

對于政策宣講聚共識心得體會總結二

中國現(xiàn)代教育以20世紀初廢除科舉、建設新學為起點，正好約百年，1949年新中國成立鮮明分為兩部分。20世紀上半葉，現(xiàn)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紀下半葉，伴隨著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政治的激烈波動，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斷調整，提供了相當特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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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xiàn)代教育制度在民國期間逐漸成熟。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學制和北京大學的更新為代表，象征著現(xiàn)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實施黨治國，加強社會控制

同時使各項事業(yè)制度化、規(guī)范化。在教學領域，通過對1922年學制的修改和調整，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教學法制體系，學制和學校教學體系逐漸成熟和完善。中國現(xiàn)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國家教育行政體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務包括除舊和布新兩個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發(fā)布了《興學詔書》，稱興學育才，實際上是當務之急。京師已經設立大學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書院，省城改建大學堂，各府廳直屬州軍設立中學堂，各州縣設立小學堂，設立蒙養(yǎng)學堂。[1]全國掀起新學堂興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級學校在內的現(xiàn)代教育體制。由于倡導和獎勵出國留學，20世紀初年出現(xiàn)了中國留學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時期教育轉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頒布新學制、廢除科舉制、設立學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學部，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獨立、專業(yè)的中央教育行政機構建設。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順利實施。各省設立學校部門，各廳州縣設立學校，各縣官立、公立、私立各類小學堂成為學校主管，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統(tǒng)一的教育行政系統(tǒng)。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采取緊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屬總統(tǒng)。教育部設立總長1人，次長1人，下設3司1廳。該改革系蔡元培參照歐洲國家，簡化原則，遵循民主集權思想。組織非常簡單，除了總長、次長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員都不求任命，稱為部員。之后，教育部組成了一些修訂。

地方教育行政建設主要以教育機構的獨立設置和大事權為中心。民國初年，大部分省區(qū)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設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務。1912年12月，實行軍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設立內務、實業(yè)、財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門設立司長一人，由總督推薦，由總統(tǒng)委任。教育機構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門被解雇，只在政務廳設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頒布《教育廳暫行條例》，規(guī)定各省設立教育廳，設立廳長1人，由大總統(tǒng)簡任

大廳下3科，各科長1人，省視學4-6人，科員3人。

縣級教育行政經歷了從裁局設科到恢復設局的周折。民國初年各縣仍保留清末勸學所。1923年頒布《縣教育局規(guī)程》，正式實施縣教育局建設，市鄉(xiāng)由教育局適當劃分學區(qū)，每學區(qū)設立教育委員一人，由局長指揮，處理本學區(qū)教育事務。規(guī)定縣教育局設立董事會，為教育立法機關。董事會設立董事5人，除縣視學1人外，其馀根據(jù)條件選舉發(fā)生。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實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實施了大學和大學區(qū)制。中央撤銷教育行政委員會，采用法國制度組織中華民國大學院。大學是全國最高的學術教育機構，設立了大學正副院長、各國立大學校長、大學教育行政處主任和專家學者構成的大學委員會，成為最高評議機構。省市教育行政實行大學區(qū)制。也就是說，以大學區(qū)為教育行政機構，各學區(qū)內有國立大學，由國立大學校長統(tǒng)一大學區(qū)內的教育行政和學術。大學區(qū)設立評議會是最高審議機構，由大中小學校長、教師、教育團體、學術界人士等構成。

蔡元培開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獨立的理想，旨在學術化代替官僚化，學者主持學務，促進教育行政學術化和大學委員會民主化。但是，這項改革實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學恢復為教育部。1929年6月，廢除大學區(qū)制度，恢復教育廳制度。一些學者認為失敗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們無法尋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學術化，但結果卻使學術機構官僚化。地方反對大學區(qū)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學統(tǒng)一中小學，忽視中小學的實際需求，削減中小學教育經費，中小學成為附屬地位，中小學教育界激烈反對。[2]大學院制和大學區(qū)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義氛圍下浪漫制度變革的結束，之后社會逐漸納入權威主義的規(guī)范、嚴格。

教育部組織、職能的完善，從1928年12月發(fā)表《教育部組織法》到1947年發(fā)表的第10次《教育部組織法修正》基本完成。確定的機構設置為秘書室、參事室、監(jiān)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國民教育部、社會教育部、邊疆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yè)所、總務部、會計部、統(tǒng)計部、人事部、資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設立專委會。教育部?？莆瘑T會始于大學時期，《教育部組織法》將其列入編制，數(shù)量呈增加趨勢，如教育研究委員會、國民體育委員會、語文推廣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國民教育指導委員會、醫(yī)學教育委員會、學術審議委員會等。這些專業(yè)委員會根據(jù)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條例，在教育部部長和次長的指導下，規(guī)劃教育方案，議復部長提出議事。成員多為各領域著名專家，如規(guī)定教育研究委員會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經驗的國內學者占20至32人，在中國從事教育多年成績的外國學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決策的科學化。

1931年發(fā)表的《修正省政府組織法》規(guī)定，省政府行政組織采集委員制，設置5廳，教育廳與民政廳、財政廳、建設廳、秘書廳并立，教育廳長為省政府委員。教育廳管理的事務包括各級學校、社會教育事項、教育和學術團體事項、圖書館、博物館、公共競技場等。教育廳雖然不同于民初直屬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員多，職權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該省區(qū)教育行政制度已實施至1949年。

30年代縣級教育行政經歷了從裁局設科到恢復設局的變化。1930年發(fā)表的《縣政府組織法》規(guī)定縣下設公安、財政、建設、教育四局

1933年后，縣政府規(guī)定一律以設科為原則。1939年國民政府實施新縣制時，重申改革局為科，全國各縣教育局改為教育科?？h長統(tǒng)治教育權，教育科只是輔助，不能單獨行文和獨立對外談判，教育地位明顯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團體多次委托行政院縣級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復縣教育局。

2、基本學制和學制。

中國現(xiàn)代學制從清末新政時的龜卯學制到1922年新學制基本成型。與此同時，學校制度、大學制度也完成了舊的轉變。

1904年1月，清庭批準了張之洞主持的《奏定學堂章程》，稱為龜卯學制。龜卯學制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正式發(fā)表并在全國普遍實施的學制，結束了中國數(shù)千年來教育無章程、學校無系統(tǒng)的狀態(tài)，確立了中國現(xiàn)代學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龜卯學制的學校體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v向分為三段七級，即初級教育段(蒙養(yǎng)院、初級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中級教育段(中學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分科大學、通儒院)。初等小學堂5年，高等小學堂5年，中學堂5年，高等學堂(大學預科)3年，大學堂3~4年

也就是說，從小學到大學畢業(yè)大約需要22年。除此之外，還有最高等級的通儒，學制5年。龜卯學制對蒙養(yǎng)院的規(guī)定是中國幼兒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開始。龜卯學制體現(xiàn)了中體西用的方針，但在教育內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統(tǒng)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養(yǎng)官僚精英的單一目標，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學堂以外建立了師范教育和實用教育體系。小學堂、中學堂均分為官立、公立、私立三種。該學制一直延長到1911年清朝的霸權。

民國之初，1912年9月發(fā)表了新的學制，第二年陸續(xù)發(fā)表了各種學校章程的修改和補充，歷史上被稱為壬子龜丑學制。該學制以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取代了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各級學校都廢除了學校

取消貴族學校；

體現(xiàn)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執(zhí)行男女同學，普通中學、師范學校、實業(yè)教育可以為女孩獨立設立學校。學校系統(tǒng)基本上繼續(xù)龜卯學制，但各級學校的學習年限縮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學預科3年、大學4年，初中17年到大學18年，合計縮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國新學制成為現(xiàn)代教育成長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間全國省教育聯(lián)合會組織討論制訂的，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孟祿直接參與新學制討論制訂。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濟南召開的全國教育會第全國教育會第8次年會討論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總統(tǒng)命令發(fā)表了《學校系統(tǒng)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學制受杜威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和美國模式的影響。中小學的學制從原來的七四制(小學七年、中學四年)變成了美國式的6-3-3制(小學六年、中學、高中各三年)。該基本學制自1922年確定以來一直沿用。另外，改變了原學制中相對獨立的實業(yè)學校體系，改變了實施職業(yè)教育與普通教育混合的綜合中學制，即美式單軌制。明確中學實施學分制和選擇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職業(yè)科。大學廢除預科，采用選科制。1922年學制發(fā)行后，各級教育迅速發(fā)展，學校教育處于自由寬松的發(fā)展狀態(tài)。

作為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產物，民國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視立法。1927年以后，國民政府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規(guī)體系?！吨腥A民國憲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組織法》，部門法下有各種規(guī)程、條例，以下有規(guī)則、細則、方法，教育立法數(shù)量多。據(jù)統(tǒng)計，從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間，國民政府發(fā)表的重要教育法規(guī)法令達到了1200多件

從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單一高等教育法規(guī)有335項。立法重視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例如，大學規(guī)程自1929年公布以來一直沒有變化，直到1974年臺灣當局才修訂。[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糾正20年代放任主義的偏差，整習濫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頓的方向是面向權威主義、整合性、嚴格訓練主義，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風氣和比較靈活、開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權的教育體制和嚴格訓練的教育模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這些教育法規(guī)詳細規(guī)定了各級學校的大綱、培養(yǎng)目標、修理年限、課程、設置、設備管理、編制、教師、行政、經費、成績調查、入學、畢業(yè)等，建立了全國統(tǒng)一的標準，將個人學校和華僑學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國民政府頒布的《中學法》、《師范學校法》、《職業(yè)教育法》和1933年頒布的《中學規(guī)程》，改變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綜合中學體制，改為歐式單科中學制，普通中學、師范學校和職業(yè)學校單獨設立，取消學分制和選修制，實行嚴格的畢業(yè)會考試制度。1933年頒布的《中小學正式課程標準》，確定完全實行學年制，學?？颇亢驼n程整齊，沒有融通馀地，教育鐘擺又回到了以前。這是在一定發(fā)展階段提高教育質量、規(guī)范、統(tǒng)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國民黨的認真思考。

、加強控制的需要。

大學制度在現(xiàn)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為民國政府的首屆教育總長親自制定《大學令》，確定了大學“以教授高深學問，養(yǎng)成碩學宏材應國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確建立“教授治?！钡闹贫取?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開始大學的改革，奠定思想獨立、學術自由、兼容并蓄的價值，以及“教授治?！钡闹贫?，實行民主辦學。北京大學逐漸成為現(xiàn)代思想學術的重鎮(zhèn)，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源泉。

南京政府時期，對高等教育制度進行多次修正改變。一方面是規(guī)范和引導。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大學組織法》、教育部頒布《大學規(guī)程》以及《?？茖W校組織法》和《?？茖W校規(guī)程》，對高等教育系統(tǒng)重新加以修訂，規(guī)范大學、學院的設置，鼓勵發(fā)展理、工、農、醫(yī)等實科。從提高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計，教育部建立統(tǒng)一標準，統(tǒng)一學系名稱、統(tǒng)一課程，乃至成績評定，在抗戰(zhàn)開始后，加緊進行這一規(guī)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學院各學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學院共同科目表》、《農工商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這一做法雖然有利于規(guī)范、提高高校的課程質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的自主權，削弱了大學教育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遭西南聯(lián)大等校的抵制。

為提高大學教育質量，嚴格規(guī)定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任職資格，提高教員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條件。1927年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guī)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講師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簡任部長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學教師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別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約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國家和政府之外，民間組織的發(fā)育、“公共領域”的擴大，從而形成所謂的“市民社會”，是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轉型的基本趨勢之一。

民初以來教育制度的設計，在民意表達、民主決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設專門委員會，省教育廳設立教育參議會或教育委員會，縣教育局設董事會，以在教育立法、評議、咨詢方面發(fā)揮作用。各級教育行政機構均設置獨立行使職權的視學，發(fā)揮其視導與監(jiān)督作用。在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實行民主辦學。而且，十分重視體制外的民間教育組織和教育機構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頒布《教育會章程》，規(guī)定各省和府、廳、州、縣均可設教育會，作為各級教育行政機構的襄助機關，推動教育組織的建立。民國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會章程》、1944年頒布《教育會法》，建立省、市、縣、市區(qū)和鄉(xiāng)鎮(zhèn)的各級教育會，“以研究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地方教育，并協(xié)助政府推進教育政令為宗旨?！?/p>

民國時期結社組黨蔚為大觀，知識分子群體異?；钴S，教育社團、教育組織更是如雨后春筍。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間性質的教育社團有85個，而官方性質的教育團體僅為16個，民間教育團體的數(shù)量遠遠多于官方。教育社團創(chuàng)辦刊物之風盛行。據(jù)統(tǒng)計，在1912-1926年間，社團創(chuàng)刊最為活躍。由于國家分裂，中央權力衰敗，各級教育學會成為創(chuàng)辦教育期刊的主力，當時新創(chuàng)刊的101種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團創(chuàng)辦的達41種，政府機關22種，學校28種，書局等10種。教育社團的創(chuàng)刊力量居于政府、學校的力量之前。[5]這些民間社團對于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具有相當?shù)挠绊懥蛯嶋H的推動力。從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學制的制定，教育決策過程不僅是開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識分子教育家集團進行的，各項議案經有關教育會議討論、修改后，交由政府頒行。這些制度較多地體現(xiàn)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當然，許多地方評議會、董事會制度并未能真正實行；

大學院和大學區(qū)制改革的曇花一現(xiàn)，則顯示民主化是一個緩慢艱難的過程。

知識分子教育家成為一個現(xiàn)實的現(xiàn)代化動力集團，成為舉辦、傳播、推進新教育的主體。民國時期教育家的“譜系”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舊學出身、有科舉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黃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蔣夢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學的經歷。另一類是留學生群體，民國之后，留學生群體的作用日漸彰顯。對現(xiàn)代教育產生重大影響的陶行知、晏陽初、陳鶴琴等，均為留美學生。

在新教育的現(xiàn)實發(fā)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小學法》、《小學規(guī)程》及《小學課程標準》，小學分為市立、縣立、區(qū)立、坊立、鄉(xiāng)鎮(zhèn)立、聯(lián)立、私立等類型。種類包括修業(yè)年限為6年的完全小學、修業(yè)年限為4年的初級小學、三年制的簡易小學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學。大學分為國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種。此外，還有規(guī)模很大的教會教育，成為新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教會教育的廣泛影響、社會對出洋留學的推崇，民國政府對教會教育的態(tài)度十分寬容。據(jù)統(tǒng)計，出席第一次國民黨會議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據(jù)另一個統(tǒng)計，20年代初，外國人辦理的學校學生數(shù)約占全國學生總數(shù)的30%，其中初等學校為4%，中等學校為11%，高等學校達80%.[7]至1925年時，教會大學的學生人數(shù)為3500人，約占當時中國大學生總數(shù)的17%.[8]1922年后，聲勢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權運動”和“教育獨立運動”，致使北京政府規(guī)范外國人辦學管理，以及教會教育“中國化”的變革。

4、新教育的推進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國教會舉辦的女子學校，為中國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及《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女子教育開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頒令，允許高等小學和部分中學男女同校，女性進入學校接受教育逐漸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學沖破女禁，錄取9名女生入學旁聽，開創(chuàng)中國大學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也在陶行知倡議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學都開始招收女生。

義務教育的概念，最早見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中的《學務綱要》：“蒙養(yǎng)院、初等小學堂，意在使全國之民，無論貧富貴賤，皆能淑性知禮，化為善良”，“初等小學堂為養(yǎng)正始基，各國均任為國家之義務教育。東西各國政令，凡小兒及就學之年而不入小學者，罪其父母，名為強迫教育。蓋深知立國之本，全在于此”[9].學部成立后，1909年擬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計劃，預定在宣統(tǒng)七年（1916年）“頒布強迫教育章程”，宣統(tǒng)八年（1917年）“試行強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學司、所有廳、州、縣中、小學堂兼學官話。”[10]但兩年以后，清政府就滅亡了。

1935年，經行政院批準頒行《實行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決定分三期，用十年時間實現(xiàn)四年制義務教育。為此，大量增設短期小學和三年制的簡易小學，學生數(shù)增長很快。1929年，全國初等教育各類學校數(shù)21.2萬所，學生數(shù)888.2萬人；

到1936年，學校數(shù)增至32.0萬所，學生數(shù)則為1836.5萬人，分別遞增了50%和106%.[11]從1928年至1930年，中學數(shù)由954所增至1874所，學生數(shù)則由18.9萬人增至39.7萬人。到1936年，中學數(shù)達1956所，學生數(shù)為48.3萬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國民教育成效較著的，一是在閻錫山控制的山西（見第二章），一是在桂系軍閥控制的廣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為社會穩(wěn)定、教育發(fā)達的“模范省”。民國之后，閻錫山執(zhí)掌山西軍政大權，1917年起任山西省長。他對于發(fā)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認識，采取“激進主義政策”推進義務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來居上。閻錫山在從事的村政建設，整頓鄉(xiāng)村秩序的過程中，將推行義務教育作為開啟民智、改良風氣的重要手段。從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超過了清末教育最為發(fā)達的江蘇省。

30年代，廣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為代表的新桂系軍閥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口號，在教育家雷沛鴻的領導下，推行以救亡、救貧、救愚為旨的國民教育。從1936年起，發(fā)布《廣西各縣實施強迫教育辦法》，全省出現(xiàn)設校辦學高潮，取得顯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對新教育的批評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評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學校教育比舊式教育更為昂貴，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難；

其帶來的利益主要體現(xiàn)在城市，而與中國農村社會的現(xiàn)實較脫離，致使城鄉(xiāng)之間的教育差距進一步擴大。同時，根深蒂固的舊傳統(tǒng)，使得學校內在的教育價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為“假教育”、“無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確將自己的使命歸納為“反洋化教育”、“反傳統(tǒng)教育”，反對以城市為中心、死讀書、讀死書、培養(yǎng)小姐、少爺、書呆子的教育。

5、黨化教育

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另一個教育變化，是1927年之后，國民黨實行的“黨化教育”。

1927年5月，蔣介石提出“黨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黨治國”，“以黨義治國”。1927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制定《學校實施黨化教育辦法草案》。1928年5月，決議廢止“黨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義教育”。在各級學校進行三民主義教育，小學設置三民主義、黨童子軍課程，中學開設黨義、軍事訓練科目（1932年后，“黨義”改為“公民”或“公民訓練”），高等學校也將“三民主義”或“黨義”作為必修課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圖書審查規(guī)程》、《審查教科圖書共同標準》，規(guī)定教材內容必須“適合黨義，適合國情，適合時代性”，強調“以三民主義為教科書的中心思想”，“以管、教、養(yǎng)、衛(wèi)的真義為教科書的一貫系統(tǒng)”，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嚴格的教科書審定制度。同時，在各級學校實行訓育制度，建立訓導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級學校黨義教師及訓育主任工作大綱》、《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等一系列文件，規(guī)定中小學校長和訓育主任需由國民黨黨員充任。1930年國民黨中央公布的《學生團體組織原則》和《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明確提出“評定學生成績時，應當把學生的政治覺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應當以學生的實際行動來衡量學生的政治覺悟的程度；

”“在提拔師資的時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條件、學識水平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資歷應當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鑒定學生的時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覺悟的程度，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也注意課內學習的成績?！盵24]1960年國務院通過的《關于高等學校教師職務名稱及其確定與提升辦法的暫行規(guī)定》，明確“應該以政治條件、學識水平和業(yè)務能力為主要依據(jù)；

同時，對資歷和教齡也必須加以照顧”。[25]

對許多知識分子及其子女，對他們的另一重限制來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經歷。60年代初，這套歧視性的政策逐漸制度化，稱為“黨的階級路線”。所謂的“階級路線”，是指在入學、出國、晉升技術職務、畢業(yè)分配、工作使用等許多方面，根據(j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對待，優(yōu)先選拔、使用所謂“根正苗紅”、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農、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時，限制剝削階級子弟、非勞動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動。于是，一個人的階級成分或家庭出身，作為“政治標準”的組成部分，成為影響命運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貫徹階級路線成為明確政策。1962年教育部關于高等學校招生的《規(guī)定》，提出對考生進行政治審查，“有家庭和社會關系問題的，主要看本人；

有歷史問題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現(xiàn)；

有問題要看大小。”[26]1963年關于高校招生的《規(guī)定》，要求正確掌握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對于思想發(fā)反動而屢教不改的學生一律不得錄取”，對在中學擔任社會工作政治上表現(xiàn)好的優(yōu)秀學生，如考試成績達到錄取標準，應適當照顧錄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辦法，提出“在每一分數(shù)段里，首先要挑選政治條件好的學生。對政治思想好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中的工農和烈士子女及學生干部……在他們的考試成績與其他考生相近時，優(yōu)先錄取?！盵28]隨著貫徹階級路線，高等學校招收的新生，工農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農成分的比例不斷上升，1953年為27.9%，1958年上升為55.28%，1965年上升為71.2%.[29]

通過貫徹階級路線，使干部子弟這一階層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無產階級家庭子女遭到明顯的不公正待遇，許多人因此而失去學習機會。家庭出身逐漸成為一種社會身份。1966年文革爆發(fā)之后，以干部子弟為主的“紅衛(wèi)兵”直接以封建“血統(tǒng)論”作為自己的組織理論，與“階級路線”是一脈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試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制度，由于強調政治表現(xiàn)，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難以被推薦上學。據(jù)1971年5月，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7所大學當年招收的8966名工農兵學員的統(tǒng)計，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和其他勞動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占0.2%；

其中黨員占46.2%，團員38.1%，非黨員15.7%.[30]免試推薦的辦法，在實踐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學逐漸成為后門和關系的競爭，以及各種黑暗交易的結果。1977年之后，隨著新的政治路線的確立，具有濃重封建意味的“階級路線”政策被擯棄。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養(yǎng)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政治教育外，參加體力勞動被視為是培養(yǎng)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漸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學校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普遍開展勤工儉學活動。1961年頒發(fā)的《高教六十條》對教師、學生參加生產勞動作出具體規(guī)定，“主要是參加校內外的工農業(yè)生產和其它體力勞動”。1964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fā)《高等學校畢業(yè)生勞動實習試行條例》，規(guī)定凡屬高等學校畢業(yè)生和回國留學生，在分配工作后，都應該參加為期一年的勞動實習。1964年10月召開的高校理工科教學工作會議，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階級斗爭鍛煉作為一門主課，將參加“四清”和軍訓正式列入教學計劃；

五年中，學生應有一二次比較集中的時間（約20周左右）參加工農業(yè)勞動。

60年代初，并且進行了從大學畢業(yè)生中定向選拔、培養(yǎng)接班人的嘗試。1963年高校畢業(yè)分配中，在部分重點學校的理、工、農、醫(yī)各科和浙江大學，對少數(shù)特別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采取提前選拔、單獨分配，予以重點培養(yǎng)。1964年，高等教育部發(fā)出通知，每年從應屆大學畢業(yè)生中選拔60名工農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歷史清楚、學習成績優(yōu)良、身體健康而有培養(yǎng)前途的優(yōu)秀黨員，進行重點培養(yǎng)提高。先集中到高級黨校進行短期訓練，再由思想好、作風好、能力強的老干部帶領，分配到基層工作和鍛煉。[31]兩年共選拔了96名“特別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這一政策只實行了兩年，1965年停止試行。

4、精英主義與大眾主義的沖突

以大量培養(yǎng)各類專門人才，迅速實現(xiàn)國家的工業(yè)化為目標，新中國在50年代初期進入了制度化、正規(guī)化建設的新階段。這與進城之初面向工農大眾和以普及為主的教育方針是相沖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還是基礎教育、城市還是農村，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實行尖子教育還是大眾教育，重點學校制度，等等。

作為學習蘇聯(lián)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務院頒布新學制，為新中國唯一正式頒布的學制。1951年學制最重要的變動，一是小學實行五年一貫制，不再分初、高兩級，認為原先小學六年學制并分為初高兩級，“使廣大勞動人民子弟難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將工農速成學校、業(yè)余學校、識字學校、各類政治學校和政治訓練班等正式納入學校系統(tǒng)，從而形成工農速成教育、成人業(yè)余教育和正規(guī)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續(xù)了解放區(qū)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價值。由于在全國實行小學五年一貫制完全不具備相應的條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學6年、分初高兩級。1955年，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舉辦工農速成中學。[32]隨著向蘇聯(lián)學習，教育的正規(guī)化建設和對教育質量的重視，使得在平等與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漸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權的分合、收放

不同時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還是基礎教育，以中央為主，還是地方為主，面向城市還是面向農村的變化，導致中央教育部與高等教育部幾度分合，教育管理權幾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調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設高等教育部，這是高教部與教育部第一次分設。1958年，在強調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下放教育權力、多種形式辦學的新的指導思想下，高等教育部與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下放問題的意見》，改變以條條為主的管理體制，下放教育事業(yè)管理權力，中小學、職業(yè)中學、中專等交由省、市、自治區(qū)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學校和中專學校的管理權，原中央部委領導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專下放歸地方管理。在“大躍進”結束之后，作為整頓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將下放的高等學校管理權重新回收，決定對高校實行“中央統(tǒng)一領導，中央和省、市、自治區(qū)兩級管理的制度”。同時，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設。周恩來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視大學，輕視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兩部合一，必然要擠了普教，所以還是要分開。1966年7月，兩部又重新合為教育部。

文革期間，新的教育路線一反以培養(yǎng)專家的高等教育為重的方針，重視農村教育、基礎教育的方針重新占據(jù)主導地位。它伴隨著又一輪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權?；A教育的管理權下放到了最基層。中小學下放至農村的公社或大隊一級，城市的中小學則下放到區(qū)或街道，許多城鎮(zhèn)的中小學則由工廠接辦。1969年10月，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高等學校下放問題的通知》，對高校管理實行以“塊塊為主”（地方為主），絕大多數(shù)院校由地方領導，比1958年曾實行過的更為徹底。同時進行大規(guī)模的院校調整，原則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農科、醫(yī)科、師范院校多數(shù)予以保留，少數(shù)改為中?；蚝喜?；

綜合性大學一般先保留下來；

政法、財經、民族院校擬多撤銷一些[33].文革期間，通過撤消、合并、搬遷、分散等方法共減少了106所高等學校。文革結束后，恢復60年代初的管理體制，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的管理權重新回歸中央。

（2）兩種學校制度

在學校制度上，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的思路和實踐。體現(xiàn)工業(yè)化、正規(guī)化、制度化的精英主義教育價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過實行中小學重點學校制度，實行面向少數(shù)人的“尖子教育”，將基礎教育納入升學教育的軌道。體現(xiàn)大眾教育的價值，則重在普及基礎教育，尤其是通過多種形式辦學發(fā)展農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點中學制度，是來自毛澤東的指示。首批確定194所重點中學，占全國中學的4.4%.重點中學的主要功能是為高等學校輸送合格新生，以與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調整、整頓的過程中，又一次強調重點學校建設，要求各地選定一批重點中小學，與高一級學校形成“小寶塔”，并集中精力先辦好一批“拔尖”學校。1963年，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qū)確定的重點中學共487所，占公辦中學的3.1%.[34]這一政策有違教育公平的價值，在現(xiàn)實中表現(xiàn)出很大的負面作用。由于重點學校絕大多數(shù)設在城市、城鎮(zhèn)，從而更為有利于城鎮(zhèn)學生的升學。據(jù)1963年對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區(qū)共135所重點學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縣鎮(zhèn)43所，占32%；

農村8所，占6%；

有7個省、自治區(qū)沒有選定農村中學。[35]對重點學校在經費、師資、設備等各方面實行優(yōu)惠，人為地加劇了基礎教育階段的學校差距，追求升學率的競爭惡化了整個基礎教育的氛圍，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它成為釀成80、90年代嚴重的“應試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澤東同時主張采取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大辦教育，包括發(fā)展民辦教育、半工半讀、半農半讀、農業(yè)中學、簡易小學等各類學校，加速普及和發(fā)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農村大力推廣農業(yè)中學和耕讀小學。在農村和牧區(qū)，大量發(fā)展辦學形式靈活多樣的簡易小學、工讀小學、耕讀小學，到1965年，全國已有半工半讀、半耕半讀的小學84.9萬所，在校生占全國小學在校生的21.7%.[36]與此同時，劉少奇提倡的“兩種勞動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試驗也在很大范圍內進行，在全日制學校之外，發(fā)展半工半讀、部分時間學習的學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進一步貫徹“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逐步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發(fā)展全日制普通中學。

文革期間，上述兩個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點學校制度被認為是面向少數(shù)特權階層、培養(yǎng)精神貴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讀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認為是劉少奇提倡的“資產階級雙軌制”，限制了勞動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級教育的權利。農村的耕讀小學、農業(yè)中學等很有希望的實踐，由于不斷加碼的政治化要求、對生產勞動不恰當?shù)膹娬{，使之迷失了發(fā)展方向；

對它的另一重責難則來自“教育質量差”這樣的精英主義評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它們最終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時期取消了各種職業(yè)技術性質的教育而單純發(fā)展普通教育，從而使70年代我國農村普通高中的發(fā)展達到極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國普遍實行小學5年、中學4年的新學制，從而使中小學教育由原先的12年減為9年。在1970年大學恢復招生后，本科學習年限改為3年，少數(shù)學校為4年。因而，文革時期實行的是小學五年、中學四年、大學三年的“5-4-3”學制。中小學廢止了升學考試，普遍實行就近入學。在教學過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試、考核，并且廢除了留級制度。但毛澤東的教育理想，既不是“雙軌制”也不是單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種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學校辦工廠和農場，工廠和農業(yè)合作社辦學校?！苯髋d辦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揚。在文革中，這一模式發(fā)展為“七二一大學”、“五七道路”，是一種取消社會分工、亦工亦農、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軍事化的教育烏托邦。

（3）大躍進和運動式發(fā)展

與經濟上的趕超戰(zhàn)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標、政治動員和群眾運動的方式發(fā)展教育漸成為主流，中國教育數(shù)次經歷這種由于體制性原因和“運動式”發(fā)展方式造成的震蕩。

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國在三五年內基本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農村社社有中學、大多數(shù)兒童能入托兒所和幼兒園的高目標。從1956年起，教育發(fā)展進入“躍進”狀態(tài)，高等學校的招生猛增一倍，達18.5萬人。此后，經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全國普通高等學校規(guī)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萬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萬人。普通中學的規(guī)模，從1956年的中學數(shù)6715所、中學生總數(shù)516萬，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學生總數(shù)852萬。小學生總數(shù)從1957年的6428.3萬人，增加為1960年的9379.1萬人。在60年代初的調整、整頓中，教育規(guī)模大幅度削減，學校大量精簡教工和學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學校學生減少22%，高中學生減少16%，全日制初中學生減少18%.[37]

文革期間，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標。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記要》提出爭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在農村普及小學五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qū)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農村小學五年教育、農村有條件的地區(qū)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學不出村，初中不出隊，高中不出社”的口號，與1958年“大躍進”時的目標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時，中小學教育卻得到了大發(fā)展。從統(tǒng)計數(shù)字看，1976年全國小學生數(shù)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學的發(fā)展更為迅速，1976年中學學生總數(shù)達5836.58萬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萬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萬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農村的發(fā)展是實質性的：初中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33.7%提高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9.0%，提高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驚人的。作為一個比較，它大致與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農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為62.96%）。

文革期間中小學教育的發(fā)展無疑是以降低質量為代價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學教育”的標準去評價，那么應當承認，這種低重心、實用型的教育畢竟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了農村學生基本的學習需求，正如當時農村實行的合作醫(yī)療制度一樣，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實用，首先解決了“有無”的問題。文革結束后，伴隨對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點學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規(guī)模調整學校布局，壓縮普通高中，大力發(fā)展中等職業(yè)教育。與普通中學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國普通高中學生減少1085.03萬人，減幅60.3%，初中生減少835.32萬人，減幅16.8%，同時，大力發(fā)展職業(yè)技術教育。這種縮減和調整一直持續(xù)到80年代中期。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學生的教育機會受到最大的傷害。1985年與1977年相比，農村小學畢業(yè)生的初中升學率下降了25個百分點，從90.8%降為65.0%，而同期城市學生的初中升學率僅下降了3個百分點。

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農民占大多數(shù)的發(fā)展中國家，教育發(fā)展的重心究竟應當是在城市還是農村，是高等教育還是基礎教育？教育究竟應當首先滿足大多數(shù)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國民的基本素質，還是培養(yǎng)少數(shù)專家？教育究竟應當采取嚴格競爭淘汰、旨在選拔少數(shù)“尖子”的“升學教育”，還是能夠適合大多數(shù)人的實際需要、改善生活質量的“生活教育”？這一教育發(fā)展的矛盾和沖突從清末新教育發(fā)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繼續(xù)至今。因而，文革時期有別于1949年之后大多數(shù)時期的另一種教育實踐，在文化價值和發(fā)展模式的選擇上，具有特殊的認識意義，不是貼政治標簽的簡單方式可以應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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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之后，國家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發(fā)展路線。1983年，鄧小平題詞“教育要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提出了教育現(xiàn)代化的任務，隨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針“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隨著恢復高考制度、恢復重點學校制度、重新頒發(fā)60年代初制定的學校管理條例，等等，教育的恢復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啟動了教育領域具有實質性的變革。近20年來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變化，可以從政治文化的演變，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轉變，教育市場化、產業(yè)化的發(fā)展，體制外教育的發(fā)展，教育自身價值、品質的變化等幾個主要維度去考察。

1、校長負責制：受挫的政治體制改革

現(xiàn)代教育的重要價值，在政治與學術的關系上，是恰當?shù)貏澐终螜嗔Α⑿姓嗔蛯W術，建立學術本位的價值和學術內行的管理。這意味著改變教育的意識形態(tài)化、行政化、官本位的價值，恢復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學校實行的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實行校長負責制試點，啟動了這一變革。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高校領導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學校逐步實行校長負責制，有條件的學校要設立由校長主持的、人數(shù)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務委員會，作為審議機構。”[39]從1984年起，北京師范大學等15所院校即已開始進行校長負責制試點。至1989年初，全國已有100多所高等學校實行了校長負責制。深圳大學在制度創(chuàng)新、體制改革方面積極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學校實行“校長治校，黨委治黨，教授治學”的領導體制，要求“基層黨務干部兼職化”，從黨委書記到支部書記，均實行兼職，黨委只設黨辦一個部門；

黨組織活動盡量不占用工作時間，不準影響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斷了社會變革的進程。1989年7月，國家教委指示，“不再擴大校長負責制的試點范圍?！盵40]此后，這一改革名存實亡。199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規(guī)定“國家舉辦的高等學校實行中國共產黨高等學校基層委員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宣告高校校長負責制實驗的終結。

90年代初，采取對大學生實行軍訓、減少高校招生、調整留學生派遣方針、開展反和平演變教育等收縮政策。北京大學、復旦大學1990級新生到軍隊院校軍訓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減少10.8%，本專科招生減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從應屆生中招收，工、農、醫(yī)科研究生從應屆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過40%.從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普猩鷶?shù)連續(xù)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隨社會生活的世俗化，強硬的政治控制逐漸軟化。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停滯，導致社會生活中官本位的彌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資源和管理權仍控制在主管部門，教育管理、學術評價中行政化、長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國務院批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10余所大學升格為副部級，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將所有高校一律定為局級。副部級大學的出現(xiàn)，伴隨著下派黨政干部出任高校領導的熱潮。這同時呼應著大學領導應當成為“教育家、政治家”這樣的要求，從而在整體上改變了80年代由學術權威出任大學校長的選擇。各地也紛紛向高校派出黨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滿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職提級的需要。

90年代以來，打破部門辦學體制，多數(shù)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為“面向市場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方面并無實質性改變，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屬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設立駐京辦事處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學校只是更換了一個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準予5所大學可自行設立本科專業(yè)，2003年準予幾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權，可視為擴大高校自主權方面的小小進展。

作為學校行為，2000年東北師大在學院一級實行教授會決策基礎上的院長負責制改革。北京大學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會”，賦予教授會“對聘任教師和教師職務晉升進行民主評議”的功能。此外，圍繞武漢大學領導班子的調整，新任黨委書記顧海良提出“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領導體制和黨政關系問題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權

在中央-地方關系的層面上，是國家集權還是地方分權，幾十年來，教育管理權幾收幾放，不斷反復。從80年代開始，與市場化進程相適應，國家教育管理權的下放和調整，90年代以來，以地方為主的新格局逐漸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了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读x務教育法》也確定了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以縣、鄉(xiāng)（鎮(zhèn)）政府為主，農村基礎教育的經費主要由縣、鄉(xiāng)兩級政府籌措?；A教育的管理權限由此下放給地方。

90年代高等學校宏觀管理體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調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針，下放、調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拆了中央部門的“廟”，從而成為對中央部門辦學體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機械工業(yè)部、煤炭工業(yè)部、冶金工業(yè)部等9個部門撤部改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拓展體制外的教育空間，從而使教育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事業(yè)，實現(xiàn)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樣化。

80年代以來，消失已久的民辦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現(xiàn)。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社會力量辦學”的合法地位。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民辦教育獲得發(fā)展，體制外的教育空間逐漸得以恢復。

然而，國家的民辦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國家教委發(fā)布《民辦高等學校設置暫行規(guī)定》，對民辦教育提出“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16字方針，重心實際在“引導”、“管理”。1997年8月，《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經過長期的修改討論終于頒布?！稐l例》肯定“社會力量辦學事業(yè)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yè)的組成部分”；

強調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堅持不以營利為目的，嚴格教育機構審批，實行辦學許可證制度，“嚴格控制社會力量舉辦高等教育機構”等，其實際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國的民辦教育雖然獲得一定發(fā)展，但總體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國民辦小學在校生72.8萬人，僅占小學生總數(shù)的0.52%；

民辦中學在校生76.9萬人，占中學生總數(shù)的1.22%.遠沒有達到1949年的水平，也遠遠落后于世界各國。目前的1200多所民辦高校，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多科性、綜合性，能夠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學位的大學。相當多的民辦大學其實只是高考輔導班和補習班。本科以上學歷教育基本不對社會力量和海外開放，民辦學校在招生、學生學歷資格等許多方面不能享受“國民待遇”，難以與公立學校進行公平競爭。

民辦教育之所以步履維艱，因為在理論上有一些難以突破的“禁區(qū)”。如對教育功能、教育主權的認識，以及對民辦教育機構是否能夠“營利”的認識。經長期討論修改，2002年12月，九屆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在后一問題上有所突破，規(guī)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fā)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費用后，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钡谥贫ㄖ械摹睹褶k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在諸多規(guī)定上以限制、管理為主，引發(fā)了更多的憂慮，許多民辦教育人士認為其有違《促進法》的立法精神，將會事實上成為束縛、傷害民辦教育發(fā)展的利劍。

導致民辦教育的發(fā)展環(huán)境惡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學大量舉辦所謂“民辦公助”、“公辦民營”之類的“轉制學校”，實為非公非民的“假民辦”。一些公辦高校則舉辦按照民營機制運行、降低錄取分數(shù)、實行高收費的“二級學院”（即獨立學院）。此類學校同時享受兩種體制的好處，造成與民辦學校極大的不公平競爭。2003年5月，教育部出臺規(guī)范和發(fā)展高等學校“獨立學院”的政策，確定了大力發(fā)展獨立學院的政策，從而加劇了民辦學校的生存危機。此類教育政策中暗含著一種“公辦學校通吃”的思維，即通過“三管齊下”——公立高校擴大招生，大量舉辦獨立學院，“收編”水平好的民辦學校、將其納入公辦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據(jù)教育市場份額，形成公立學校獨大、民辦學校難以發(fā)展的局面。

另外一類民辦學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學校的命運，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點和價值偏差。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數(shù)量巨大的流動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門視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學校的辦學標準“規(guī)范”打工子弟學校，使其淪為“非法”的“黑校”將其取締的管理行為，不僅侵犯了兒童的受教育權利，其“貴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臉也暴露無遺。2003年9月國務院召開的農村教育工作會議，對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為主的原則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問題。

7、教育市場化、產業(yè)化的發(fā)展

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發(fā)展中，教育界關于教育產業(yè)化、市場化的討論熱烈。目前較具共識的認識，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場機制改變傳統(tǒng)的國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國家的（市場、個人或家庭）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強化高等教育與工商業(yè)界和私營經濟部門的聯(lián)系，加強私立、民營高等教育機構扮演的角色，較多地采取市場管理原則，加強競爭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積極地回應經濟體系和市場的需求等。[46]

就國內的實際發(fā)展而言，市場化的表現(xiàn)主要為高校實行收費，教育經費的來源更為多樣化；

學校舉辦公司、企業(yè)等商業(yè)活動；

學校通過“轉制”來擴大教育資源，提高經濟效益。在這一過程中，學校逐漸建立與政府、社會和學生新的關系，教育市場已經出現(xiàn)，教育服務、教育消費概念已經形成。與此同時，出現(xiàn)各種不規(guī)范尋租行為，學校的功能、屬性、面貌發(fā)生很大的變異。

由于采取多種渠道籌集教育經費的政策，教育經費的構成已經多樣化。來自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費，社會捐、集資辦學經費，學費、雜費和其它收入的非財政性教育經費收入，1996年占全國教育總經費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來自義務教育、基礎教育系統(tǒng)。例如，1996年農村集資辦學的經費達111.72億元，占當年社會捐、集資辦學的總經費的59.3%，2000年這一比例下降為23.1%.各級學校學、雜費的收入，1996年占全國教育經費總收入的11.5%，2000年，這一比例上升為15.5%.[48]

在非義務教育階段，從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學實行收費。從建國初期到80年代初，我國實行的是“免費上大學”加“人民助學金”的資助政策。大學學費由國家全包，學校并以獎學金、助學金的形式補貼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開支，并免費提供醫(yī)療和住宿。1983年，國務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學金”資助辦法，設立“人民獎學金”，標志著變革的開始。1989年3月，國務院批準國家教委《關于高等學校畢業(yè)分配制度的報告》，報告中中首次提出“學生上學除特殊規(guī)定外，一般要交納學雜費，……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為宜?！边@個文件的出臺，意味著人民助學金制度走到了歷史的盡頭。1994年9月，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聯(lián)合發(fā)文批準了37所高校進行招生收費制度改革試點，實行“公費”和“自費”招生“并軌”。1997年全國高校實現(xiàn)并軌收費，形成繳費上大學的局面。高校是學費標準從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區(qū)一般高校為每年4200元，重點院校為5000元；

理工科專業(yè)一般高校4600元，重點院校為5500元；

外語、醫(yī)科類專業(yè)一般高校為5000元，重點院校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種費用和生活費，學生實際支出的費用要高得多。大約相當于一個城市職工一年的收入或兩個農村勞動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導致大學出現(xiàn)約占學生總數(shù)20%左右的“貧困生”階層，每年都有家長因繳不起學費而自殺的悲劇發(fā)生。雖然國家有“獎、貸、勤、減、補”等五種方式幫助貧困生，但作為主體的國家助學貸款因種種原因難以大面積推進。

在舉國經商的氣氛中，為彌補教育經費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辦校辦企業(yè)的熱潮，以1994年北京大學推倒南墻、破墻開店為標志。至2000年年底，全國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業(yè)近2100家，高?？萍计髽I(yè)資產總額577.41億元，負債276.34億元，凈資產301.07億元；

全年實現(xiàn)銷售收入368.12億元，利潤35.43億元，上交稅金18.79億元，上交學校8.46億元，[49]2000年北京大學科技產業(yè)產值120億元人民幣，居全國高校之首；

清華大學的凈利潤3.00億元，排在首位。越來越多的高?？萍计髽I(yè)走上了上市融資的發(fā)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國高校已有控股或參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兩地上市的公司29家，總市值約占深、滬兩市市值總額的3％左右。

這一經濟成就背后的事實是北大方正、清華同方那樣的企業(yè)屈指可數(shù)，多數(shù)校辦企業(yè)都是不賺錢的，高校深感風險巨大，無利可圖。由于企業(yè)運作不規(guī)范，校企不分、產權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虧了，大的跑了”的騎虎難下之勢。尤其是企業(yè)文化與校園文化的沖突，營利創(chuàng)收成為大學實際的興奮點和工作重心，商業(yè)化價值對大學精神的侵蝕和對教育行為的扭曲十分明顯，影響高校正常的教學、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進行校企改制試點，將區(qū)別情況規(guī)范不同類型的校辦企業(yè)，明晰學校與企業(yè)的關系，學校占有企業(yè)的股份將越來越少，直至學校不再作為企業(yè)股東，而由獨立的基金會來管理學校的財產，最終使校、企完全分離。

由于民辦教育的發(fā)展和學校體制、收費和教學的多樣化，家長和學生對教育的選擇性開始出現(xiàn)。一個突出的例證，是近年來每年參加高考的學生中，約有10%~20%的考生放棄已被錄取的機會，選擇復讀。

教育市場化的發(fā)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資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場與陳舊落后的體制相接，出現(xiàn)了種種“尋租”活動，致使教育行為扭曲，教育腐敗叢生，教育的社會形象和公信力嚴重下降。各種價值模糊、產權曖昧的“改制學校”，如“民辦公助”、“國有民辦”的學校，實行“一校兩制”的“校中?！?、“二級學院”等等，利用國有資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賺其錢。社會腐敗風氣對學校、教育的侵蝕日益明顯，連年發(fā)生的高考舞弊案、學術剽竊案、“注水文憑”、逐漸制度化的權學交易和錢學交易、人為制造的“擇校熱”和巨額的“擇校費”，以及嚴重的教育亂收費等等，使教育被視為“充滿銅臭的商業(yè)活動”。2002年8月，國家計委公布上半年價格舉報情況，教育亂收費在各類舉報中居于首位，超過了對藥品及醫(yī)療服務、房地產價格及物業(yè)管理等的舉報。[50]在2001年沈陽市的行風評議，教育系統(tǒng)在被評議的30個重點部門中排名最末，輿論認為教育腐敗已超過司法腐敗而最為市民關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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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對外開放和實現(xiàn)社會現(xiàn)代化，80年代以來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調整取得了一些進展；

但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教育是發(fā)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數(shù)量、規(guī)模上的發(fā)展令人矚目；

但在體制的更新和教育價值、教育品質的提升上乏善可陳。

1、政治與教育、學術的關系的變化。社會現(xiàn)代化是一個日益倚重知識權威的過程。對教育、學術而言，需要從階級斗爭、政治至上、官本位的黨治文化，轉為建立教育的主體地位和學術本位的管理，以及實現(xiàn)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在制度層面的裹足不前，體制障礙成為影響中國教育和學術發(fā)展的嚴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針，從為政治服務轉為為經濟建設服務，是一個有限的進步，其價值依然是國家功利主義的。但在教育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政府與學校的關系、國家與社會力量的消長都在發(fā)生某種變化，教育地方化、多樣化的局面開始出現(xiàn)，體制外的教育開始生長。

3、就教育決策而言，政府包攬過多、行政主導的弊病并未解決，國家教育資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變，教育管理、教育決策中行政化、長官意志主導的傾向嚴重

對于政策宣講聚共識心得體會總結三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4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關系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關系社會和諧、民族團結，關系國家安全和祖國統(tǒng)一。

為了方便師生更好地學習掌握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準確理解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法規(guī)，正確對待我國宗教問題，根據(jù)學校安排，黨委統(tǒng)戰(zhàn)部、宣傳部梳理出了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政策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guī)，供大家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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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是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從我國國情和宗教具體實際出發(fā)，汲取正反兩方面經驗制定出來的。正確認識和對待我國宗教問題，必須準確把握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做好宗教工作，必須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

1.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包括哪些內容?

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可概括為四句話：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四句話是一個有機整體，前三句是重大政策和原則，最后一句是根本方向和目的，是工作的重點，必須完整理解，準確把握，綜合運用。

2.如何正確理解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內容?

(1)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要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涉、強迫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是要最大限度把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群眾團結起來。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憲法、民法、宗教事務條例等法律法規(guī)對此有專門規(guī)定。

(2)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就是要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依法管理，使宗教在憲法和法律、法規(guī)、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活動，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御滲透、打擊犯罪的基本原則，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能力和水平，用法律規(guī)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jié)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系。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是我們黨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

(3)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就是要堅持我國宗教組織領導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教人士手中，不受境外勢力支配。外國人在華宗教活動必須遵守中國法律法規(guī)，任何境外組織和個人不得在我國傳播、發(fā)展和控制宗教。堅決抵御境外各種勢力對我國宗教的滲透、干預和影響，堅決遏制我國宗教“去中國化”“逆本土化”等傾向。我國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在友好、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在對外經濟、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動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條件?！秶野踩ā贰蹲诮淌聞展芾項l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guī)定》等法律法規(guī)對此有專門規(guī)定。

(4)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是我國宗教工作的方向和目標。就是要鼓勵和支持宗教界發(fā)揚愛國愛教、團結進步、服務社會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引導信教群眾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維護祖國統(tǒng)一，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服從服務于國家最高利益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文化，努力使宗教教義同中華文化相融合;遵守國家法律法規(guī)，自覺接受國家依法管理;積極探索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途徑，改革和調整與社會進步不相適應的地方，跟上時代發(fā)展步伐，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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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做好新形勢下的宗教工作，要始終堅持和不斷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認識宗教，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察分析宗教現(xiàn)象和宗教問題。

1.我國宗教的基本情況

我國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到新中國成立前，逐步形成了以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為主體，兼有少數(shù)其他宗教和多種民間信仰的基本格局。

(1)佛教。公元1世紀前后傳入我國，先后與漢族文化和西南少數(shù)民族文化結合，形成漢傳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三大系統(tǒng)。新中國成立后，廢除了宗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漢傳佛教獲得新生;1959年西藏平叛后廢除封建農奴制度，藏傳佛教獲得新生;改革開放以來，佛教獲得了較快發(fā)展。全國現(xiàn)有開放的佛教活動場所約3.3萬處、佛教教職人員約22.2萬人、佛教類宗教院校38所、信仰佛教人數(shù)眾多(難以統(tǒng)計)。

(2)道教。產生于公元2世紀，以《道德經》為最高經典，以老子為道祖，以符箓、煉丹、行氣、服食為主要道術。宋元時期，道教正一派和全真派兩大系統(tǒng)的格局基本形成;新中國成立后，道教革除了宮觀封建經濟，古老的道教邁進了新時代。我國現(xiàn)有道教宮觀約9000處，道士約4.8萬人，道教院校5所，信仰道教人數(shù)眾多(難以統(tǒng)計)。

(3)伊斯蘭教。由穆罕默德創(chuàng)立于公元7世紀初的阿拉伯半島，唐宋時期，伊斯蘭教隨阿拉伯商人傳入我國。北宋時期，伊斯蘭教傳入新疆喀什地區(qū)，16世紀遍及全疆。到明朝時，先后有回、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塔吉克、塔塔爾、撒拉、保安、東鄉(xiāng)等10個少數(shù)民族信奉伊斯蘭教。在傳播發(fā)展過程中，伊斯蘭教與我國封建制度相結合，形成了教坊制和門宦制。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伊斯蘭教進行了宗教制度上的民主改革，廢除了宗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目前，我國有10個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shù)民族，共有人口約2200萬;全國有大小清真寺3.5萬余座，有阿訇、毛拉等教職人員約5萬人，伊斯蘭教經學院10所。

(4)天主教。天主教是基督宗教的三大派別(即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東正教)之一。16世紀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來到我國，被稱為天主教;新中國成立前后，羅馬教廷頑固堅持反共立場，命令在華天主教機構和信眾抵制新政權;1957年，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正式成立，推動了我國天主教走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目前，我國天主教共有97個教區(qū)，教職人員3397位;教堂和祈禱所約6000處;神哲學院(大修院)12所，小修院20余所;信眾570多萬人。

(5)基督教(新教)。是宗教改革運動中脫離天主教而形成的各個新宗派，以及后來又從這些宗派中分化出來的大量新派別的統(tǒng)稱。新中國成立前夕，在我國活動的外國差會有130多個，發(fā)展教徒約70萬人;1954年7月22日，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召開，把三自革新運動改名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改革開放后，我國基督教堅持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明確提出了治好、養(yǎng)好、傳好的“三好”目標。目前，我國共有基督教信眾2300多萬人，教堂和聚會點約5.6萬處，教牧傳道人員約4.8萬人，神學院校21所。

(6)宗教團體。在中國，全國性的宗教團體有中國佛教協(xié)會、中國道教協(xié)會、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等。各宗教團體按照各自的章程選舉、產生領導人和領導機構。中國各宗教團體自主地辦理教務，并根據(jù)需要開辦宗教院校，印刷發(fā)行宗教經典，出版宗教刊物，興辦社會公益服務事業(yè)。

2.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認識宗教

(1)宗教的本質。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現(xiàn)象，宗教觀念是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幻想的反映，由此而形成的宗教行為和組織制度，都是社會的、歷史的產物。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述到，“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這段話高度概括、深刻揭示了宗教本質，并把宗教與其他社會意識形式區(qū)別開來。宗教作為意識形式的本質特征“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對象都是幻想出來的東西，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宗教幻想的內容和對象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對象并不是什么超出經驗之外、不可捉摸的神秘權能，而是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但卻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宗教觀念采取了“超人間化”的特殊表現(xiàn)形式，這些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并不直接以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人間力量”)所固有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而是表現(xiàn)為“超人間力量”的形式，因而具有超自然、超人間的神圣性。

(2)宗教的根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根源于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在此基礎上又有自然根源、社會根源、認識根源、階級根源等諸多方面因素。宗教根源存在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決定了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和宗教問題的復雜性。

(3)宗教的演變規(guī)律。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同其他事物一樣，是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逐漸發(fā)展起來的。隨著科學的發(fā)展和對自然界及人類自身認識的深入，人類異己力量不斷得到克服，宗教所反映的內容必然會越來越少，以至最終必然消亡。但宗教的消亡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甚至可能比階級、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

(4)宗教的社會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具有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兩重性，是一種積極性和消極性共生共存的社會現(xiàn)象。宗教既有心理調節(jié)、道德制約的作用，也有對思想意識麻醉和控制的作用;既可以成為增進社會和諧的力量，也可能成為引發(fā)社會仇恨和沖突的誘因。社會主義社會，宗教的社會作用仍然具有兩重性。處理得好，可以對社會發(fā)展和穩(wěn)定產生積極作用;處理的不好，就會產生消極作用，甚至產生很大的破壞作用。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正確認識和把握宗教的兩重性，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宗教的積極作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的消極作用。不能只看到宗教的積極作用，完全采取“放”的態(tài)度，也不能只看宗教的消極作用，完全采取“收”的態(tài)度。正確的態(tài)度是“導”，要因勢利導、趨利避害、防止認識上的偏差和工作中的搖擺。

3.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分析我國宗教的基本特征

我國宗教具有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復雜性等特征，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這些特征，并根據(jù)這些特征采取特別審慎、十分穩(wěn)妥的態(tài)度對待宗教問題，要防止工作簡單化。

(1)關于長期性。宗教存在的長期性是一個歷史范疇，要放到我國幾千年的歷史發(fā)展長河中進行考察;宗教存在的長期性有著深刻的客觀基礎，是由宗教賴以存在的根源的長期性決定的;宗教存在的長期性是就其整體而言，具體某一宗教能否長期存在則取決于它對社會的適應程度。宗教不僅過去長期存在，在我國社會主義時期還會長期存在。我國宗教工作必須樹立長期工作的觀念，著眼長遠、立足現(xiàn)實、積極引導。要特別注意防止把宗教問題看作是可以較為快速地解決的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問題。

(2)關于群眾性。宗教是一種群眾性的社會現(xiàn)象，宗教問題的背后是群眾問題，宗教工作的本質是群眾工作，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都是黨執(zhí)政的重要基礎，做好信教群眾的工作是我們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內容。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思想上、信仰上的差異是次要的。要做到既尊重信仰，又注重思想引導，團結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為經濟社會發(fā)展作貢獻。要注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異擴大為政治上的對立，從而導致政策的狹隘性，忽視宗教問題的群眾性。

(3)關于民族性。民族與宗教是兩個不同的范疇，但在一些少數(shù)民族中，宗教問題往往又與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我國有16個少數(shù)民族中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信仰佛教，有10個少數(shù)民族大多數(shù)群眾信仰伊斯蘭教。宗教對這些少數(shù)民族的生產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各個方面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與民族感情互相交織，融為一體，有的宗教節(jié)日或宗教儀式同時也是民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或民族習俗。而一旦狹隘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相結合，就會助長打著宗教旗號的民族分裂活動甚至暴力恐怖活動，危害國家安全和統(tǒng)一。我們既要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同時要善于體察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警惕和反對任何利用宗教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為。

(4)關于國際性。宗教問題的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相互影響。我國的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由外國傳入的，這些宗教都是世界性宗教，在國際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許多國家和地區(qū)有著眾多的信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宗教方面的對外交往不斷發(fā)展，特別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后，宗教方面的國際交往日益增多，這有利于團結世界上愛好和平進步的力量，開展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斗爭，有利于開展經濟、科技和文化交流，加快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同時，國外敵對勢力也會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作為對我國推行“和平演變”戰(zhàn)略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們既要積極開展宗教方面的對外友好交往，又要時刻警惕，堅決抵御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

(5)關于復雜性。宗教是由共同的信仰、宗教感情、宗教道德、宗教儀式、宗教組織等諸多要素構成的，宗教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宗教問題總是同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歷史和現(xiàn)實的矛盾相交錯，具有特殊的復雜性;宗教領域歷史矛盾與現(xiàn)實問題相互交錯，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相互交織，宗教與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有著密切聯(lián)系、互相影響，呈現(xiàn)出復雜的狀況。國內仍然存在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和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也增加了宗教的復雜性。宗教內含的神圣性如果走向極端，就會導致排他性，引起社會沖突;宗教特有的群體性如果被人利用，就會帶來對抗性，破壞安定團結。要高度重視和科學把握宗教問題的特殊復雜性，必須采取特別審慎、十分穩(wěn)妥的態(tài)度，分清性質，認清主要矛盾，堅持正確導向，避免簡單、片面地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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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律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要求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教育事業(yè)以培養(yǎng)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為目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我國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嚴禁在國民教育各級各類學校中傳播宗教、發(fā)展信徒、設立宗教活動場所、舉行宗教活動、建立宗教組織，任何宗教都必須遵守我國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

1.憲法規(guī)定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我國根本大法，其中明確規(guī)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蔽覈慕逃贫仁桥c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的，憲法的這些規(guī)定，明確了我國實施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根本法律依據(jù)。

2.教育法明確“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是我國教育工作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教的根本大法。我國教育法明確規(guī)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瓕W校有權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教育教學活動的非法干涉。”這一規(guī)定，既是我國教育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國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體現(xiàn)。在我國的國民教育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堅持無神論，反對有神論。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各級各類國民教育學校特別是高校的法定義務和基本職責。

3.國民教育各級各類學校不得組織和舉行宗教活動

《宗教事務條例》是我國第一部宗教方面的綜合性行政法規(guī)，對宗教事務的各方面做了詳細的規(guī)定，其中明確規(guī)定：“非宗教團體、非宗教活動場所不得組織、舉行宗教活動，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獻?！边@里所指宗教活動場所是指經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依法審批設立、登記備案的合法宗教活動場所。根據(jù)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包括高校在內的我國各級各類國民教育機構中都不得設立宗教活動場所，在國民教育各級各類學校和教育機構傳播宗教、發(fā)展信徒、設立宗教活動場所、舉行宗教活動、建立宗教組織等，都屬于違法行為。對于擅自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的行為，《宗教事務條例》還規(guī)定了具體處理辦法，宗教活動場所已被撤銷登記仍然進行宗教活動的，或者擅自設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務部門予以取締，沒收違法所得;有違法房屋、構筑物的，由建設主管部門依法處理;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4.國家法律法規(guī)嚴禁在高校從事宗教活動

我國有關高等教育和高校的法律法規(guī)對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嚴禁在校園進行宗教活動做了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吨腥A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規(guī)定，高等教育必須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這里就包括教育法規(guī)定的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陡叩葘W校校園秩序管理若干規(guī)定》明確要求，在校內組織講座、報告等活動，不得宣傳封建迷信，不得進行宗教活動。《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guī)定》明確要求，學校應當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原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在學校進行宗教活動?！陡叩葘W校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guī)定》專門對留學生的宗教活動作出規(guī)定，高等學校應當尊重外國留學生的民族習俗和宗教信仰，但不提供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校內嚴禁進行傳教及宗教聚會等活動。

5.嚴禁在校園進行宗教活動有具體的政策規(guī)定

根據(jù)上述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國家有關部門對高校嚴禁從事宗教活動提出具體的政策性規(guī)定，具體包括：嚴禁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機構傳播宗教、發(fā)展信徒、設立宗教活動場所、舉行宗教活動、建立宗教組織，嚴禁在社會公共場所、企事業(yè)單位及其他社會組織中進行傳教活動;嚴禁師生參加非法宗教組織和宗教聚會活動，嚴禁在校園內穿戴褐色罩袍、蒙面黑紗等宗教服飾和標識，嚴禁散發(fā)宗教類出版物及宣傳品，嚴禁宗教教職人員進入教師隊伍、走上高校講臺。對違反這些規(guī)定的師生要進行批評教育，屢教不改的教師要調離教師崗位或給予相應紀律處分，學生要按照相關規(guī)定作出處理直至開除學籍。高校要配合有關部門依法取締校園及其周邊非法宗教活動場所和聚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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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指出，共產黨員要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嚴守黨章規(guī)定，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共產黨員不同于一般公民，除了必須遵守國家法律外，還要自己遵守黨規(guī)黨紀。我們黨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等于我們黨信仰宗教，也不等于我們黨允許黨員信仰宗教。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員只能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不能信仰宗教，黨章和黨內法規(guī)有相關規(guī)定。共青團員是共產主義事業(yè)的接班人，應該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樣不能信仰宗教。黨員和團員違反了規(guī)定，應受到批評教育直至相應的紀律處分。

1.《黨章》對黨員不能信仰宗教有什么要求?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世界的本原是物質，物質決定意識。共產黨員只能信仰馬克思主義，不能贊同唯心主義、不能信仰宗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基本的思想和組織原則?！饵h章》是黨內根本大法，各級黨組織和每一名黨員都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規(guī)定，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不得信仰宗教，更不得傳播和發(fā)展宗教。

2.黨內法規(guī)對黨員不能信仰宗教有哪些規(guī)定?

《中國共產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條例(試行)》、《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等黨內法規(guī)對黨員不能信仰宗教有明確規(guī)定?！督y(tǒng)戰(zhàn)工作條例》規(guī)定，共產黨員應當團結信教群眾，但不得信仰宗教?！饵h內政治生活的若干規(guī)定》要求，黨員不準搞封建迷信，不準信仰宗教;共產黨員要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嚴格遵守黨章規(guī)定，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牢記黨的宗旨，不得信仰宗教，更不得傳播和發(fā)展宗教。黨員違反了這些規(guī)定，就是違反了黨的紀律，要應受到相應的黨紀處分。

3.黨員違反規(guī)定參與宗教活動要受到哪些處分?

對于黨員違反規(guī)定信仰宗教、參加宗教活動、傳播宗教等違紀行為，《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根據(jù)行為性質及產生的影響做了相應的處理規(guī)定。組織、利用宗教活動反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破壞民族團結的，對策劃者、組織者和骨干分子，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對其他參加人員，情節(jié)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jié)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jié)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對不明真相被裹挾參加，經批評教育后確有悔改表現(xiàn)的，可以免予處分或者不予處分。有其他違反黨和國家宗教政策的行為，情節(jié)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jié)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jié)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以上只是黨內的處分，對于觸犯國家法律的，還要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

4.團員為什么不能信仰宗教?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規(guī)定，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后備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為行動指南，為最終實現(xiàn)共產主義而奮斗。共青團員在加入組織時就已經做出了信仰的選擇，要做一名無神論者。因此，共青團員同樣不得信仰宗教和參加宗教活動。青年大學生，應該通過不斷學習，豐富科學文化知識，理性認識宗教，堅持無神論，反對有神論，自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團員信仰宗教，團的組織要對其進行批評教育，屢教不改的要給予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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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宗教事業(yè)由我國愛國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自主辦理，不受境外勢力支配。歷史上，中國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宗教一度被帝國主義用作侵略中國的工具。至今，一些反華勢力仍企圖利用宗教作為滲透顛覆、西化分化中國的突破口。我國尊重外國人在中國境內的合法宗教活動，同時依法嚴厲打擊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國的滲透活動。

1.我國宗教組織的領導權不受境外勢力支配

我國《宗教事務條例》規(guī)定，我國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要確保我國宗教領導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教人士手中。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在友好、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在對外經濟、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動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條件。境外組織和個人不得在境內非法從事或者資助宗教活動，不得在境內建立宗教團體，設立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辦事機構，不得在中國公民中發(fā)展信徒、委任宗教教職人員和進行其他傳教活動?！秶野踩ā窂木S護國家安全的高度對宗教活動做了規(guī)定，要求防范、制止和依法懲治利用宗教名義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反對境外勢力干涉境內宗教事務，維護正常宗教活動秩序。

2.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從事宗教活動必須依法依規(guī)進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guī)定實施細則》對外國人在我國境內從事宗教活動做了明確規(guī)定，一方面尊重外國人的合法宗教活動，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依法登記的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參加宗教活動。同時，我國嚴禁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從事影響我國宗教自主權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實施的宗教活動，《實施細則》明確規(guī)定：不得在中國公民中委任宗教教職人員和發(fā)展宗教教徒，不得未經批準擅自在宗教活動場所講經、講道，不得未經批準在依法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以外的處所講經、講道和進行宗教聚會活動，不得在宗教活動臨時地點舉行有中國公民參加的宗教活動，不得制作或銷售宗教書刊、宗教音像制品、宗教電子出版物等宗教用品，不得散發(fā)宗教宣傳品，不得進行法律允許范圍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傳教活動。

3.高校要堅決抵御境外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

利用宗教進行滲透，是指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從事違反我國憲法法律和政策的活動，其目的是企圖與我爭奪群眾、爭奪思想陣地，顛覆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權。高校是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的重點，要提高思想認識，引導師生加強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學習，自覺筑牢思想防線;有關部門要提高警惕、嚴格審核，嚴防境外組織和人員以經濟合作、學術交流、國際會議、捐資助學、旅游等為掩護對師生進行宗教滲透;留學機構、有關學院(系)要加強對涉外活動和涉外人員的管理，對有宗教信仰的外國留學生和外籍教師要加強國家相關法規(guī)和政策的教育，依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guī)對其宗教活動加以規(guī)范和引導。對于違反規(guī)定屢教不改的，要采取解聘、校紀處分、開除學籍等措施予以處理。對于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要積極配合國家安全部門、公安機關采取相應措施予以處理。

對于政策宣講聚共識心得體會總結四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加強傳播手段和話語方式創(chuàng)新，讓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

一個時代的畫卷，底色是人心;一個民族的復興，關鍵在精神。

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潮頭回望歷史，可以醒目地發(fā)現(xiàn)，中國這艘巨輪之所以能夠搏擊風浪、乘風遠航，最根本的在于擁有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這一巨帆指引航向、凝聚力量。

理論指引前行，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從黨的建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再到改革開放，乃至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正是有了黨的正確領導，有了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的引航，有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攜手奮斗，中國發(fā)展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歷史和現(xiàn)實也一再證明，只有將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揮灑華夏大地、落實播種群眾心間，才能讓全體中華兒女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拼搏奮斗、一往無前!

實現(xiàn)2020年全國貧困人口如期脫貧，是我們黨和政府向全國人民做出的鄭重承諾。習總書記強調，打好脫貧攻堅戰(zhàn)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堅戰(zhàn)之一，對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xiàn)我們黨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17年5月通過個人申請，單位推薦縣委組織部選派我到張集鄉(xiāng)高寨村擔任第一書記，成為全縣脫貧攻堅戰(zhàn)前線戰(zhàn)場上的一名戰(zhàn)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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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后，堅持吃住在村，在規(guī)范檔卡資料工作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為了盡快能融入工作，擠出時間下組入戶走訪，足跡穿行14個村民組和177戶貧困戶。有重點地與黨員、老村干部和有發(fā)展能力的年輕人促膝長談，拉家常、話發(fā)展，掌握到了第一手資料。了解了高寨村貧困的根源，分析找準制約發(fā)展的原因，知道了群眾的期盼，提出了“強組織，打造永久牌駐村工作隊;興產業(yè)，實現(xiàn)集體增收農民致富”的總體工作思路，因地制宜制定全村脫貧發(fā)展規(guī)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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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開展中，緊緊圍繞精準扶貧工作中心，牢記第一書記“建強基層組織、推動精準扶貧、為民辦事服務、提升治理水平”的四項基礎職責，在全面摸排村情戶情的基礎上，從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入手，先后建立健全了高寨村兩委干部工作責任制度、群眾評議黨員制度、村務公開制度、村干部輪值班、黨員“三會一課”制度等規(guī)章制度;制定了村黨務工作計劃和目標，制訂了村委會工作計劃，年底需達到的目標，使班子成員任務明確，責任清晰;落實信陽市委“固本清源”和“嚴鄉(xiāng)強村育新”計劃，強化黨建引領，進一步增強村級組織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使得全村干部、黨員群眾思想統(tǒng)一、認識一致、步調一致、群策群力，村里工作的開展有了組織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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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訪時，發(fā)現(xiàn)村里年輕人大多都外出務工，在家的老人中還有一大部分雖然年齡大了點兒但還能從事簡單的勞動。因缺乏勞動技能他們只能從事收入低的苦活累活，而且全村因缺技術致貧的人口占20%還多。及時把這個情況向單位領導匯報，得到單位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2017年7月，充分發(fā)揮單位技能培訓的優(yōu)勢，從信陽農林學院聘請教授在高寨村開展了為期15天的蔬菜種植培訓，共培訓貧困人口58名。圍繞產業(yè)扶貧的主線，既“輸血”又“造血”，緊緊圍繞“稻蝦工作”政策，及時掌握情況，爭取支持，同年4月組織了63名貧困戶參加了小龍蝦養(yǎng)殖培訓，聘請的教授通過詳細的講解和實地觀摩手把手地傳授小龍蝦養(yǎng)殖技能，很快就取得了可喜的效果，目前高寨村有91戶貧困戶養(yǎng)殖小龍蝦，養(yǎng)殖面積達到730畝，實現(xiàn)了“一水雙收”!2018年高寨村整村實現(xiàn)了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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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扶貧先要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不要言必稱貧，處處說貧?！狈鲋疽鲋?。扶起脫貧的志氣，還需脫貧的智力。潢川縣教師進修學校和高寨小學結成“手拉手”學校，發(fā)揮我校師資培訓的優(yōu)勢，對高寨小學教師進行業(yè)務培訓，并多次組織送教下鄉(xiāng)活動，使他們開闊視野、提升教學能力。工作之余我經常到高寨小學聽課、評課，特別關注貧困學生、留守兒童的學習和生活情況。通過家訪的形式解決孩子的成長問題，并宣傳了黨和國家的好政策。通過團縣委發(fā)布，社會捐助的形式為高寨小學60名貧困學生實現(xiàn)“微心愿”，體會到來至全社會的關愛，使他們樹立現(xiàn)在好好學習，長大回報社會的志向。

為了改變村里的基礎設施，積極向上級爭取資金近800萬元，所有村民組都新修了水泥路，新建了兩座提灌站，維修了11口萬方大塘、6534米渠道、橋18座。所有項目的實施都帶著村干部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實地查看，科學規(guī)劃，緊盯工程質量?，F(xiàn)在的高寨村路、渠修通了，村部、文化廣場、衛(wèi)生室建成并投入使用了。群眾的生產生活越來越方便了，環(huán)境也越來越美了!

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最后，期待我們以此次“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進基層”活動為契機，在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宣傳和落實上下更大功夫，把全縣黨員干部的士氣鼓舞起來、精神振奮起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全縣脫貧攻堅工作中創(chuàng)造更多輝煌和奇跡。

對于政策宣講聚共識心得體會總結五

我國是一個人均自然資源短缺的國家。長期以來的粗放型經濟增長雖然實現(xiàn)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在資源環(huán)境上卻付出了較大的代價，單位gdp能源消耗持續(xù)上升。資源的過度開發(fā)導致生態(tài)環(huán)境受到嚴重破壞，大規(guī)模進口國外資源和大氣污染的加劇又使我國面臨著巨大的國際壓力。

通過觀看這次的視頻后，我認為造成嚴峻的資源環(huán)境形勢的問題主要有：

第一，資源供給總量不足，國內保證率低。比如：我國水資源總量不足;我國重要礦產資源國內保證率低，開采成本高、品位差。近年來由于國內礦產資源消費大幅度上升，礦產供需缺口日益加大，對外依存度不斷上升。目前鐵礦石、氧化鋁、石油、銅礦資源平均有50%依賴進口。由此，這幾年也實施“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政策。

第二，以煤為主的一次能源大量消費造成嚴重的環(huán)境污染。我國一次能源自給率雖然占90%以上，但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例的近70%。

第三，國際上要求我國節(jié)約資源和減少污染排放的壓力明顯增加。我國對國外資源需求的增長推動了全球資源需求總量上升。

第四，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國際化的快速發(fā)展客觀上推動高能耗、高污染產業(yè)快速成長。我國正處在工業(yè)化中期階段，城市化和國際化在快速發(fā)展。在此階段，正是能源消耗強度和環(huán)境污染程度明顯增加的階段。

面臨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與資源形勢，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

在產業(yè)政策上。應大力推動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升級，加快發(fā)展先進制造業(yè)、高新技術產業(yè)和服務業(yè)，形成一個有利于資源節(jié)約和環(huán)境保護的產業(yè)體系。進一步推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等行業(yè)的企業(yè)兼并重組;推進節(jié)能、節(jié)水、節(jié)地、節(jié)材和資源綜合、循環(huán)利用;大力發(fā)展循環(huán)經濟，有序發(fā)展替代能源。

在投資政策上。繼續(xù)把好土地、信貸兩個閘門和市場準入門檻，加強對建設項目的環(huán)境影響評價，從源頭上節(jié)約能源消耗和減少對環(huán)境的破壞。

在信貸政策上。建立健全信貸政策與產業(yè)政策之間的協(xié)調配合機制。

在稅收政策和價格政策上。積極發(fā)揮價格杠桿的作用，完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促進資源的節(jié)約和高效使用。

在行政手段方面。實行節(jié)能降耗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繼續(xù)落實節(jié)能降耗和污染物減排目標管理責任制。

在法律手段和執(zhí)法監(jiān)督方面。要加大執(zhí)法力度，把環(huán)境保護真正納入法治化軌道，嚴厲查處環(huán)境違法行為和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