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和總結過去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和學習效果。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成為成功人士必須面對的難題。寫總結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以下是一些小編為您準備的總結范文，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一

一、文化自覺概念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和發(fā)展。

(一)文化自覺概念的基本特征。

1.文化自覺概念的內涵。

在邏輯學上所謂外延就是指概念中所反映的客觀事物，亦即概念的適用范圍。

上面本文已經對“文化自覺”的內涵作了界定，因此“文化自覺”概念的外延應與其內涵相一致包括一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實踐活動。

費老先生用一句話將“文化自覺”的內涵歸納為16個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這16字主要有三層含義：第一，要正確的認識和把握傳統文化，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

然后去尊重傳統文化，繼而自覺的去傳承傳統文化。

第二，在理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傳統文化進行挖掘和開發(fā)，明確其發(fā)展方向。

第三，推動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交流和溝通。

以上就是“文化自覺”這一概念的主要內容。

2.文化自覺概念的本質屬性。

費老先生的16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對“文化自覺”概念內涵最精準的概括。

文化自覺中“各美其美”，是指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質和美感。

文化沒有好壞之分，各個國家和民族都要學會欣賞自己的獨特文化，看到自己的優(yōu)點。

“美人之美”是在欣賞自己文化的同時，借鑒和吸收其他民族和國家文化中的精華部分。

“美美與共”是指不同的文化之間相互交流和借鑒，最后相互融合，和平共處，達到“天下大同”的終極目標。

可以看出“文化自覺”是充分認知本國傳統文化，在此基礎上充分繼承和發(fā)揚傳統文化，并且與外來文化交流，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豐富本國文化的內涵，實現傳統文化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這是“文化自覺”的小目標，不管對本國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還是與外來文化的融合，終極目標是實現文化的和諧發(fā)展，實現“天下大同”這一偉大理想，這一理想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共同理想相契合的。

2.文化自覺概念的發(fā)展。

中國近代較完整意義上的文化自覺開始于中日甲午海戰(zhàn)之后。

甲午戰(zhàn)敗，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使得社會矛盾加深，同時也喚起了民族覺醒。

親身經歷這次事件的梁啟超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役始也。”

民族覺醒是文化自覺的重要表現，甲午海戰(zhàn)這次民族危機激發(fā)了民族覺醒，讓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審視國內和世界形勢，導致了“公車上書”的出現，這是文化自覺的起點。

“公車上書”是知識分子們對祖國前途理性思考之后采取的重要舉措，這些知識分子正是在甲午戰(zhàn)敗的刺激之下，直接或間接的改變了人生觀和世界觀，開眼看世界，使得他們成長為文化自覺的主力。

從甲午海戰(zhàn)一直到八國聯軍侵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走在時代前列，主張“變法”，向西方學習。

他們一方面從文化上論述政治變革的必要性，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宣傳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和平等精神，具有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意義。

八國聯軍侵華之后，更多的有識之士以實際行動自覺承擔時代使命。

其中梁啟超的“新民”說則大力宣揚自由主義的民主自覺。

孫中山則提出“三民主義”學說，對西方社會與文化的弊端提出批評。

他們對于中國文化近代化過程中民族性和時代性的辯證思考，是文化自覺的具體表現。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新青年》為主要活動陣地，陳獨秀、李大釗和魯迅等知識分子結成新文化陣營，主動承擔起喚醒國民意識的使命，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主要目的在于改造國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推動國人尤其是知識青年的覺醒，促進了人的解放。

通過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國民意識得到極大的解放和覺醒，加速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二、文化自覺的重要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文化在歷史進步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認識。

1.文化的基本特征。

要想深刻認識文化的地位，必須對文化的本質屬性有深入的了解，要想了解文化的本質屬性必須要先知道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要討論的是文化三個基本特性：第一，超自然性和超個體性。

文化是與“自然”相對而言的概念。

從文化的內涵中就可以看出文化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它是與人類世界相關聯的，所謂文化其實就是人化的產物，具有屬人性和社會性，它不屬于自然界的范疇，所以文化具有超自然性。

同時文化是人化的產物，它不是單個人的實踐活動的成果，而是整個人類的實踐活動的成果，文化是相當于人這個類來說的，不是相對于其中的單個人而言。

文化以物質性的和精神性的品質附加在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中，一代代被繼承和發(fā)展。

每一個個體要想在社會中生存，必須學習和繼承前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習得這種習慣，這就是人的“社會化”的過程，只有這樣社會才能進步和發(fā)展，所以文化具有超個體的特征。

第二，文化具有民族性、階級性、時代性。

文化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現象。

不同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不同文化，因此很顯然文化具有民族性。

同時，在存在階級對抗的階級社會里，文化不可避免的要打上階級的烙印。

文化是一種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不是僵化、靜止的存在狀態(tài)，文化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因而必將隨著社會存在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與社會存在的發(fā)展相契合，不同時代擁有屬于自己時代特色的`特定的文化，因此文化具有時代性，文化的時代性則意味著文化依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可促使民族文化推陳出新，避免固步自封，停滯僵化。

2.文化在歷史進步中的作用。

文化在歷史進步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文化的本質屬性決定的。

從宏觀上來說文化在歷史進步中的作用主要有滿足需要的功能、認知的功能、規(guī)范的功能和凝聚的功能。

第一，滿足需要的作用。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將文化創(chuàng)造出來，文化的作用也就是直接或間接的滿足人類的需要。

正是由于社會的需要是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fā)展變化的，所以文化的創(chuàng)造也是不斷發(fā)展變化、永無止境的。

第二，認知的功能。

文化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人類本質能力的固化，展示出人類在一定歷史階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達到的水平。

通過對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人類文化得以薪火相傳，人類文化知識寶庫越來越豐富，使得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逐步提高。

特別是在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問題上，借助文化，人們日益加深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確認識，并在科學認識的指導下，人們采取正確的處理與自然關系的實踐活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推動人類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化是人類生存發(fā)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第三，規(guī)范的功用。

文化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和社會規(guī)范的系統化。

它提供人們辨別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規(guī)范著人們的思想行為，使社會得以在一定秩序中存在和發(fā)展，因此文化具有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習慣，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作用。

第四，凝聚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個地域中的人們，在日常的實踐活動中慢慢形成的共同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這些共同的價值取向凝聚沉積下來就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這種民族文化經過一代代的傳承和發(fā)展，不斷激勵著民族內部成員奮勇前進，推動本民族的發(fā)展。

(一)對文化現象的認識力求全面性....................25。

1.對文化現象的認識必須把握其基本方面.............25。

2.對文化現象的認識必須把握其聯系....................27。

3.對文化現象的認識必須把握其源泉和中介........28。

(二)從文化現象的發(fā)展變化中觀察文化現象....29。

2.弄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面臨的問題......29。

(三)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指導................31。

三、培養(yǎng)文化自覺的哲學方法。

(一)對文化現象的認識力求全面性。

1.對文化現象的認識必須把握其基本方面。

文化，是一個外延非常寬泛的詞，涉及的領域和層次十分豐富復雜，有關文化的定義多達上百種。

在中國文化歷史上，“文化”最早來源于《周易》中的賁卦：“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通過禮樂文明教育和感化民眾，使社會達到一種和諧有序的狀態(tài)。

中國古代的“文化”是與“武功”相對的概念，據漢代劉向說：“凡武之興，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后加誅?！?《說苑·指武》)可見，“文化”又是與“武功”相輔相成的統治方法和手段。

西方的“文化”一詞則來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意是指對農作物的耕作和栽培以及居住、聯系，后來引申擴大為所有有意識的培養(yǎng)、教育、發(fā)展及其產物。

文化自19世紀以來就受到許多哲學家的關注，西方出現了許多文化哲學的學說，如柏格森的生命沖動的文化哲學，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和韋伯的價值的文化哲學，尼采的強力意志的文化哲學，胡塞爾的本質的文化哲學，舍勒的情感的文化哲學，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的存在主義的文化哲學等等。

這些不同的文化哲學流派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文化的產生、實質、結構和功能等等作了有意義的探索，深化了對人的本質和主體性的認識，但是這些文化哲學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夸大人的主觀精神、夸大歷史偶然性、夸大文化相對主義的局限性，低估或者否認人類實踐活動在文化形成和發(fā)展中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類改造自然和自身的實踐活動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礎，沒有人的物質資料生產的實踐活動，不僅沒有文化，連人的生存都不可能。

結語。

當前激烈的國際競爭，各國紛紛采取措施提高本國文化軟實力，增強國際競爭力，《決定》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做出的，為發(fā)展我國先進文化創(chuàng)造了有力的政策條件，它勢必推動我國文化的繁榮和發(fā)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化軟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提高文化軟實力對內必須發(fā)揚傳統文化，深度開發(fā)傳統文化資源，促進文化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對外必須處理好本國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系，吸收、借鑒外來文化的精華為我所用，為我國文化的發(fā)展增添新的活力。

無論是發(fā)展本國傳統文化，還是借鑒、吸收外來文化，都離不開高度的文化自覺，只有在對文化充分的文化自覺的基礎之上，才能實現文化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

“文化自覺”這一概念是費孝通老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范疇，這一概念對于當今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它為我們發(fā)展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一個可行性的方法和路徑。

我國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國家，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傳統文化支撐著中華民族不斷向前發(fā)展。

因此，如何更好的發(fā)展傳統文化，挖掘傳統文化的資源，推動傳統文化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對于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具有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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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二

我身在機關，本來工作就很忙，最近又要參加單位副職競聘，更無暇抽空去鄉(xiāng)下看望母親。母親并不介意，反為隔三差五地接到我的電話而感到滿足。

參加單位副職競聘的除了我，還有同辦公室的兩位同事。一次，為了完成一項任務，我挑燈夜戰(zhàn)時受涼引發(fā)了急性腸炎，不得不住進了醫(yī)院。母親知道后，風塵仆仆地從鄉(xiāng)下趕到城里照顧我。她了解到病因后，很擔心地說：“這病倒沒事，休養(yǎng)幾天就行，但你的工作壓力會越來越重?。　蔽覞M臉無奈：“這個關鍵時候，不好好表現怎么行啊？”接著我又對她分析了當前的嚴峻形勢，并提及了兩位同事比我優(yōu)越的地方。

母親看我說了半天，問我說：“口干了吧，倒杯水給你！”等水稍涼，我喝了一口，竟然十分的咸。母親微笑著說：“有些事你也不能太看重它，就像這杯鹽開水，你越喝會越渴，真正解渴的還是白開水??！”

剎那間，我驚呆無語。我渴望的`浮名虛利在母親眼里其實就像是一杯鹽開水——你越渴望得到，你就會越口渴。我回味良久，不由折服于母親的大智慧。她分明是借這杯鹽開水，告訴我一個淺顯而又深奧的人生哲學——在各種誘人的名利面前，只有淡泊相對，才能活出自己的那份安然和從容。

自那以后，我的心平靜了許多，也自然了許多。雖然在副職競聘中最終落選，但我卻活得更加快樂，更加從容。這一切，都應該感謝我那大智若愚的母親！

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三

緒論。

本文雖然在心靈哲學的視角下研究命題態(tài)度的相關問題，但從淵源上來說，對命題態(tài)度這一概念的研究來自于語言哲學，因此必須澄清本文的研究與語言哲學視角下的研究究竟有何不同。

將命題態(tài)度納入哲學中來，其源頭來自于著名的弗雷格疑難，即態(tài)度語境下同一性替換問題。

對弗雷格及羅素關于此問題解決方法的評析促進了情境語義學(situationsemantics)的產生。

情境語義學注重研究命題態(tài)度的關系，即個體對命題的態(tài)度，比如“相信”、“期待”等，這些具有意向性的狀態(tài)能夠表達一個個體的態(tài)度。

該研究將命題態(tài)度形式化，即一個邏輯系統如何表示命題態(tài)度的關系，以及這個系統是如何構造的。

總體來說，語言學或者邏輯學對于命題態(tài)度的研究更偏重于形式化，從命題態(tài)度的結構入手來探討有關語義的問題。

其結構要素包括命題態(tài)度主體(propositionalattitudesubject)、命題態(tài)度謂詞(propositionalattitudepredicate)及命題內容。

其中命題內容指的是命題態(tài)度謂詞指向(directat)或關于(about)的內容。

第1章命題態(tài)度的含義。

1.1命題態(tài)度與心理意向性。

也就是說，患有這種疾病的人雖然能夠感知一側事物，但并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即“無意識的心理狀態(tài)”。

除了上述情況，還有些無意識狀態(tài)比如慣性。

我們會發(fā)現，當一個人10年不變在同一個地方居住、并且在同一個區(qū)域上班，那么每當他上下班時，即使在路上不費力尋找路標甚至走神，他依然能到達期望的地點。

或者一個人慣用手寫，提起鋼筆就會自發(fā)地尋找紙張進行書寫，那么當有人手持文件等待其簽字，慣用手寫之人可能在找到鋼筆后由于走神而忘掉待簽字文件，進而繼續(xù)翻找紙張。

這些無意識的狀態(tài)是否具有意向性?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無論主體有沒有對當下狀況的意識，他都在心理意向的驅使下完成了某項工作。

例如某人順應心中對家的期待而在不故意的情況下抵達住所，或者能夠遵循對書寫的渴望而尋找紙張。

關于意識與意向性關系的進一步討論我們將在下一節(jié)完成。

而這種無意識的意向能否稱為命題態(tài)度?顯然不能。

這種無意識的心理意向并沒有指向一個命題表達出來的內容，換言之，潛在的心理意向性并非命題態(tài)度。

1.2意識與意向性。

與上述分離主義不同，意向性基本論認為，意識與意向性是不可分離的，但是它們的聯系體現在，意向性在二者中更為重要、是基本的，意識可以用意向性來解釋。

表征主義是其中一種代表性理論。

表征主義認為，所有心理狀態(tài)都是意向狀態(tài)，意向內容可以由心理狀態(tài)對事物或性質進行表征而得來，換言之，本應理解為由意識得來的內容，其實可以由意向(表征)得來。

其解釋有賴于德雷斯克的“移位感知”(displacedperception)理論。

人的經驗有一種透明性，“經驗的透明性指的是這樣一種現象，例如，當我們注視一棵樹，并且將注意力轉向自己的視覺經驗，我們能發(fā)現的性質只是所呈現出來的樹的性質。

這表明，經驗恰如眼鏡的鏡片一樣，可以讓我們投過它知覺到外部事物的性質。

在此意義上，我們說經驗是透明的。

3.1自然主義視角下的分析————命題態(tài)度如何解釋行為........17。

3.2監(jiān)視機制理論——命題態(tài)度的自我歸屬.............21。

結論.......................24。

第3章命題態(tài)度的歸屬過程。

3.1自然主義視角下的分析————命題態(tài)度如何解釋行為。

也有例外。

比如當這個人害怕火焰，但假設他是一個冷血的人，在看到幾百米外的一座房子失火時，由于他同時相信這個火焰不會傷害到自己，那么他將不會感到害怕，也不會如前所述，驚叫甚至避開。

還有一種例外是，當一個人擁有兩種不同的信念，信念q的影響力遠大于信念p的影響力，那么他會呈現出與我們假設不同的行為傾向，也可能與其他相信p的人表現不同。

例如，一個人雖然害怕火，但是當他獨自迷失在森林中，此時如果不取火，他相信自己將被凍死;或者相信，他手邊的獵物如果不用火烤就無法食用，而他將被餓死，那么此時他會拋開對火的'害怕而選擇生存。

當然如果他相信只要點火他就會害怕到死掉，或者相信生肉也可食用、總比面對火好，結果將不相同。

另外一種情況是，在一個危險的水邊，主體a相信靠近水可能會喪失生命，那么他將遠離水岸，而同樣一個擁有該信念的主體b，由于他尋求刺激，或者有輕生念頭，那么他反而會靠近水岸。

如此種種。

3.2監(jiān)視機制理論——命題態(tài)度的自我歸屬。

在上一章提到的fp三種理論中，理論論和模仿論最為流行，但無論是理論論主張的人們對命題態(tài)度的歸屬能力由先天或學習得來，還是模仿論所說的人們虛擬他人視角來理解或預言他人心理狀態(tài)，都將研究集中在命題態(tài)度歸屬能力的第三人稱方面，因此，對第一人稱問題進行考慮，mm理論就成了一個好的選擇。

此外，對于解釋自閉癥人群能否理解自身的心理狀態(tài)，該理論也提供了解答。

然而，盡管mm理論作為前兩種fp理論的補充有著不可替代的優(yōu)越性，其中不乏值得考慮的問題。

例如，該理論的提出者并沒能明確解釋監(jiān)視機制在什么情況下完成表達任務，同時，該理論關于信念的上升程式中的問題也沒能給予良好的解答。

所謂信念的上升程式是指，當人們思考類似“是否相信p”的問題時，實際上在心中考慮的是“是否p”，這就將思考一種心理狀態(tài)轉化為思考一個事實。

對于這種現象，mm理論并沒給出合理的解釋。

結論。

關于命題態(tài)度歸屬的過程，我們從兩方面進行了討論，一是研究命題態(tài)度在解釋行為時的表現，二是研究命題態(tài)度的自我歸屬，即人如何認知命題態(tài)度對行為的影響。

這個部分的分析主要利用信念這一命題態(tài)度。

對于命題態(tài)度的解釋過程，我們除了沿用理論論及模仿論，即利用理論或者模仿他人的視角來進行解釋或預測行為以外，還參考了自然主義視角下的分析，在行為維度，我們知道命題態(tài)度對行為解釋的表現為，同一命題態(tài)度引發(fā)的行為不唯一，且受所持命題態(tài)度的程度及硬度的影響;通過對神經生理維度分析，我們得出結論：命題態(tài)度的解釋方式是對每一個行動方面的解釋而非行動整體;在社會歷史維度，命題態(tài)度對行為的解釋則受社會、歷史、語言的影響。

命題態(tài)度的自我歸屬則主要參考mm理論，即我們通過認知建構中的監(jiān)視模塊來完成自我認知，對于該理論不詳盡之處，我們也嘗試給出了解決方案。

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四

翻譯過程中存在大量的適應、選擇、保留、淘汰等現象，生態(tài)翻譯學以自然生態(tài)學的適應選擇為理論依據，將翻譯生態(tài)與自然生態(tài)作隱喻類比，利用翻譯活動與“求存擇優(yōu)”自然法則的關聯性和類比性，論證和建構了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適應選擇論”。該理論是一種“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翻譯觀，它將翻譯界定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選擇活動”。而“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1]39-40當代譯界學者認為，翻譯適應選擇論是譯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運用“適者生存、求存擇優(yōu)”的自然法則，提出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以及美學層面等多維度進行選擇和轉換的翻譯方法，強調并論證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突破了傳統“信”、“達”、“雅”的譯評標準，從而得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這個結論?；谶@樣的認識，本文從生態(tài)翻譯學視角探討和挖掘鳩摩羅什的佛經翻譯思想及翻譯價值，從一個新的角度進一步解讀和詮釋佛經翻譯乃至宗教典籍翻譯的復雜性、主觀性、互動性和生態(tài)性。

1復雜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

翻譯可以說是一種視野的融合，是文本的世界觀和譯者的世界觀的對話和融合。尤其宗教典籍的翻譯過程從來就不是在文化真空中進行的，而是在與異文化的協商、交流、會通、沖撞甚至部分沖突的情況下進行的。宗教文本不同于普通文本，往往通過隱喻性或象征性語言與讀者形成一種直接的對話關系。巴赫金認為對話性的作用是“激發(fā)詮釋”。一個人既可以立即否定說，這個比喻毫無意義，也可以采取合作的態(tài)度，選擇恰當的詮釋方式，甚至從這個比喻中獲得啟迪和領受，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意義。意義是通過讀者和文本的互動產生的。[3]14無怪乎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在與宗教文本的互動中，讀者的生活實踐改變著他與文本間的關系，弱化或強化兩者間的關系，讀者、譯者、信徒和忠信者與文本建立起一種動態(tài)的關系，并反過來影響未來的互動。宗教典籍的這種動態(tài)語境即復雜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

歷代佛經譯文，充滿了消弭不了的異解，乃至異說。就佛經漢譯而言，語言和文本的客觀性很大程度被動態(tài)語境的主觀性所取代，譯者的任務不再是單純的信息傳遞，關注文本的詞語和語法規(guī)則，而是穿越時空，揭示文本的語境，并與當下的漢文化語境聯系起來，基于漢語語境進行反復的詮釋性反思，最終成為經典的共同創(chuàng)作者?？梢哉f復雜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是被神秘高深的佛經所塑造的，也是被譯者內在不斷變化的思維狀態(tài)甚至行為所塑造的。無論是東晉道安、姚秦鳩摩羅什，還是隋彥琮、唐玄奘，以及北宋贊寧，歷代的譯經大師，無不是虔誠修行多年的高僧，每位譯者的翻譯可以說只是一種個別的詮釋，而不是最終的詮釋，譯者可以通過不斷解構自己以前的譯文從而產生更好的譯文。歷代佛經漢譯之后出轉精的事實便是明證。一方面，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譯經，必然導致對宗教教義理解的差異，甚而至于同一宗教內不同派別的產生。另一方面，虔誠信眾的翻譯標準與一般文人的翻譯視角顯然不同，也勢必造成翻譯標準的多角度與多重性。

有鑒于此，在宗教文本的翻譯實踐和翻譯審美上，譯者的思想不能囿于成見、固執(zhí)一端，為保證文本與讀者、譯者之間的動態(tài)互動，譯者要避免把文本轉換為具象的、非模糊性的譯本，簡而言之形神兼?zhèn)?，“傳神”為妥。這不禁讓筆者想到鳩摩羅什“質而能雅、依實出華”的翻譯思想實在是對于這種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適應與選擇。

2鳩摩羅什的適應與選擇。

生態(tài)翻譯學認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包括社會文化、背景)的選擇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體現在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筆者認為，從鳩摩羅什的翻譯操作、翻譯過程、翻譯方法、翻譯形式及翻譯結果上看，都遵循著“優(yōu)勝劣汰”的基本法則。

2.1刪繁就簡的翻譯操作。

鳩摩羅什梵漢雙通，為適應漢語的語言接受習慣，他對冗長繁復的經文有自己的剪裁標準，這也充分體現了譯者選擇上的主體性、自覺性。據慧皎《高僧傳》載，在與僧睿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時，羅什云：

“其大意是：按照印度風俗，見佛之時，皆當陳述贊頌，印度文章辭句華美，佛經的偈誦，都可以配合音樂唱誦，但譯梵為漢后，則無此美感，雖然譯出大意，文體卻很不相類，就像把飯嚼爛了喂人，非但沒有味道，而且使人嘔心?！盵5]90羅什譯場所出最大部頭的經典就是《大智度論》，有100卷，100多萬字，包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全文30多萬字，和羅什對該經文的解釋60多萬字。僧叡在《大智度論序》中說過：“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庇纱丝梢姡鶆h略的經文占梵本原文的2/3之多。羅什擷取精要，刪繁就簡的翻譯操作手法既保留了印度文學的吟唱風格，又符合漢語言簡意賅、生動曉暢的審美要求，而且便于實際講經、讀經、誦經的開展，完成了在更大范圍向漢地傳播佛教經典的譯經任務，這也是其譯本較他人譯本更為流行的一大因由。

參考文獻。

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五

摘要：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有著許多高度的契合點。中國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是不可不面對的一部分，中國哲學是理解中國人內在精神的一面鏡子；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外來文化要植入中國，必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即在本土文化中找到賴以生根的沃土，所以，二者的關系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

關鍵詞：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關系。

根據其產生和存在的地域不同，可以分為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根據其學派的不同，可以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區(qū)別于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這三種哲學形態(tài)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進程中都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尤以中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突出。與中國哲學相比，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外來的文化。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相長過程中，我們不難發(fā)現，二者有著多方面的高度契合。因此，合理地闡釋中國哲學及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是不可或缺的內在環(huán)節(jié)。

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給予了中國傳統哲學深刻的改造，使得傳統的文化因素、哲學因素都注入了充滿活力的有機內容。

首先，在中國哲學中，我們所運用的確立本體觀念的策略，對于解決“知識形態(tài)的形而上學何以是可能的”理由，提供了有益資源。中國哲學在建立哲學本體論的過程中，所遵循的是一個直覺與邏輯相統一、知識與境界相統一的策略論原則。掌握了其策略論原則可以適當地防止不可知論、相對主義等的發(fā)生。因此，正確地認識確立本體觀念的策略和掌握其相應的策略論原則是中國哲學中必不可少的內容。

其次，中國哲學中所闡述的人性論思想對當今我們正確認識與把握人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積極的指向作用。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東西方人，在對人性論思想上的理解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基于“人性論預設”的差異。

以心作為本體。由此可見，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心、理、氣三位一體的哲學思想。它突顯出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觀念的整體化和系統化的這一特征。這一特質在中國哲學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中國哲學中常常把本體概念視為“虛位”概念；二是將本體理解為是相互包含、相互聯系、層層遞進的密不可分的有機統一的不同方面的整體實在性。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已是中國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循序漸進地融入中國哲學的體系中，成為了我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武器，擁有了能夠指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推動人與自然、社會協調發(fā)展的科學真理。

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有著相互整合的“整合點”，有著相融和相通之處。具體表現為：

首先，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中國傳統樸素唯物論有相通之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世界的物質統一性是貫穿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線，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要求我們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氣一元論”指出，氣是物質世界的本源，是永恒運動變化發(fā)展的，進一步表明物質的多樣性，當然“氣一元論”并不完善，但也為樸素唯物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其次，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中國傳統知行觀的契合之處。認識論是關于認識是如何產生的、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及其策略論等的認識。在中國傳統哲學體系中，也同樣不間斷地傳遞著“以行驗知，以行證知”的理論傳統?？梢?，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是中國古代哲學，認識論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

再次，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傳統樸素辯證法的相融之處。辯證法的思想具有整體性、普遍性、客觀性，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一直延續(xù)至今為我們所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思想中，同樣也有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表現在描述自然界的運動變化、人類社會的運動變化、事物的普遍聯系、運動變化發(fā)展、矛盾規(guī)律的總結、質量互變規(guī)律的反映，等等，這些辯證法思想都充分展現中國哲學在古代中所呈現的優(yōu)秀資源。

基于對中國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經驗總結，深刻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一個長期的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要從中國實際出發(fā)，以發(fā)展的與時俱進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積極吸收中國傳統哲學的優(yōu)秀資源，以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從而有效形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1]王守常，張翼星，陳岸瑛，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2]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六

本文對目前大學生的德育水平進行分析，為了警示高校要注重學生的思想道德建設，并且說明提升大學生德育水平的重要性，希望高校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用發(fā)展的眼光看待學生，鼓勵他們積極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使學校的德育工作得到質的飛躍。

馬克思主義哲學，高校，德育工作。

大學生是當今社會的特殊群體，是在高等學府接受教育還沒有進入社會的人，接受社會最新的信息、技術、思想的教育，但是由于大學生的年齡集中在20歲左右，還沒有形成成熟的人生觀，又面臨在陌生的環(huán)境中學習同時大部分學生在大學期間遠離親人，不能及時得到關懷，思想上的波動會比較大。此外，大學是一個微型社會，來自五湖四海的學生聚集在同一所學校，為了能讓學生在學校真正學習到今后在社會生存的本領，需要提高對他們的德育水平。

在完善高校德育工作之前，需要對大學生整體的德育水平進行調查研究，在高校這樣的大家庭中，學生的德育水平也是良莠不齊。大學生在公共場合的所有行為和舉動都是透明的、公開的，現在已經是互聯網時代，各種各樣的信息通過網絡傳播的速度之快，在網絡上也不難看到部分高校的學生在食堂用餐浪費極大卻不以為然，并且就餐后的餐盤也不歸位;寢室關系不融洽、衛(wèi)生習慣不好等現象說明大學生對于環(huán)保、節(jié)約等方面的態(tài)度冷漠。不僅在校園里，在社會中一個學生的舉動將會代表大學生這個整體，例如，自我約束能力比較弱的學生，在公共場合吸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主動為老弱病殘幼讓座等不符合大學生綜合素養(yǎng)的行為出現。

(一)端正教學心態(tài)。

(二)看待學生運用發(fā)展的眼光。

(三)看待問題堅持用聯系的相關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聯系的相關原理就是指聯系的客觀性和普遍性，聯系的客觀性是不以人的意志轉移，是事物本身就具有的性質，目前在人們腦海中大學生的德育水平的看法其實就是對聯系的客觀性的反映，若是反對聯系的客觀性，就是唯心主義。在學校開展德育工作時，可以借鑒以往的教育經驗，但是也要遵循聯系的客觀性。當然，若沒有如今社會對于學生的成績和能力有高要求，也不會出現這一類問題，而且學校在德育工作中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具有時代特色，因此需要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完善?？偠灾?，世上不可能單一地存在一個事物，必定是有聯系的，德育工作應該推陳出新，革故鼎新，不能流于形式。

(四)主觀能動性得以發(fā)揮。

(五)由量變到質變。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的新時期高校德育工作，需要遵循客觀規(guī)律，不斷總結經驗，對學校的德育工作進行完善，充分調動學生的自我教育能力，通過學校與學生雙方共同努力，提升學生的德育水平，協助他們創(chuàng)造更好的未來。

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七

外國文學教學是實現當代大學生思辨能力培養(yǎng)，哲學意識發(fā)展的重要途徑，只有理順了外國文學教學與西方哲學思維方法培養(yǎng)之間的關聯性和統一關系，結合恰當地教學方法和教學理念，哲學思維培養(yǎng)一定能成為外國文學教學內容的增長點，哲學思維培養(yǎng)也將成為外國文學教學的新視角。

文學教學；哲學思維；思辨方法。

文學與哲學作為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前者是藝術的、審美的，因而是具體的形象化的；而后者是思辨的、邏輯的、推理的，因而具有抽象的理論色彩。二者各自按照不同的方式來表現特殊與普遍的統一。在文學中，普遍是通過特殊而揭示出來的；相反，在哲學中，特殊是通過普遍而揭示出來的。我們亦承認，文學與哲學同處在社會文化大系統中，兩者關系是密切的。關于文學與哲學的關系，“關聯說”認為哲學是文學的思想背景，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體系可滿足人類知識上的好奇心，同時又可使人與人之間，人與宇宙之間有所配合。因為人能知道何者為真，善，美，人就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亦就能適應人的生活環(huán)境以及人的內在自我。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學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達出來的時候，顯然會受到哲學的影響。第二，哲學可作為文學批判的工具。因為文學作品是訴諸語言的表達，而用語言表達的食物都有線索及理路可供探尋，有它的內在邏輯，而不是雜亂無章的東西。因此，哲學可用外在的觀點，來分析文學作品的涵義，價值（吳錫民，1994）。

（一）批判性思維和創(chuàng)新性思維的培養(yǎng)。在西方大部分學者認為批判性思維為一種綜合思維能力，甚至上升為一種較全方位的人文精神，要求一個理性的批判思維者具備諸多人格特質，如好奇性，開放性、系統性、分析性、探理性、批判性、自信性和成熟性。它培養(yǎng)的是一種富于創(chuàng)新意識的批判精神。在外國文學教學中，教師可聯系西方文化、文學的背景，結合探索型的文學形象的評析和歷代接受者對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造性批評，有意識的讓學生意識到：培養(yǎng)批判思維能力與提高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是直接相關的。批判思維可以提高一個人的質疑答問能力，更能成為一種解放力量，在不斷的批判中實現不斷的創(chuàng)新。

（二）哲學辯證思維培養(yǎng)。哲學辯證思維具有全面聯系和系統整體的特性。對外國文學中復雜的文學現象，如何摸準其發(fā)展脈絡。對前景做出準確判斷，是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例如，我們只泛泛地講解表現主義、心理分析主義等等，而沒有對這些主義的出現做出分析，不能辯證地看這些主義產生的原因和結果，就會使這些知識單擺浮擱，不能上升到規(guī)律的層面上，也就不可能啟發(fā)學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因此，外國文學教學中，必須注入辯證法，用辯證法來融會貫通，對其正反兩方面進行準確的剖析。

（三）發(fā)散思維培養(yǎng)。發(fā)散思維培養(yǎng)是創(chuàng)新能力培養(yǎng)的一個方面。善于進行發(fā)散思維，導致忽發(fā)奇想，超前想象等等，都能激發(fā)出靈感。當然，發(fā)散思維不是憑空想象而是站在堅實的基礎上的。任何一種想象，都是在某一個系統中進行的。以外國文學而言，與其他的學科一樣，是整個學科系統中的一個。因此，在外國文學教學中培養(yǎng)學生的發(fā)散思維，就是站在外國文學這一層面，向周圍進行思索，或者說，向周圍進行發(fā)散，由內而外，由表及里，在深思中碰撞出火花。

（四）哲學理論思維意識培養(yǎng)。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把思維階段劃分為前運算思維，具體運算思維和形式運算思維。后兩個思維階段就是具體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階段。抽象邏輯思維又分為兩種形式，一為經驗思維，一為理論思維。經驗思維和理論思維是兩種不同的思維類型，前者是在觀念的基礎上通過對事物的.屬性和特點的比較而形成的，主要表現為形象記憶和機械記憶。后者是通過對事物的各種屬性或特性的關系的分析而進行的思維，大學生在熟記時能抓住主體、標出重點、編擬題綱即為理論思維的表現。

（五）求同求異思維的培養(yǎng)。求同思維是指在兩個或多于兩個的不同的事物之間尋求共同點。在外國文學教學中要引導學生對事物共性和個性的把握。我們所要求學生的是能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如對18世紀英、法、德三國文學進行比較就會發(fā)現其共同點和不同點。學生通過觀察、感受、分析判斷的過程中提升了哲學思維能力。

（一）充分發(fā)揮教師的榜樣作用，增強學生的哲學思維能力。我們應該意識到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對人才素質的定義越來越取決于思維品質的高低，為了適應這樣的要求，作為主干課的外國文學在當前人才培養(yǎng)的格局中應該找到更加適合自身的位置。學生思維創(chuàng)造性的培養(yǎng)，首先離不開的是教師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這就對教師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師不僅傳知識更要傳思維方法。一方面，要能隨時把所教知識的最新成果以及學術界正在爭辯的論題溶進教學內容中去；另一方面，要身體力行地站在批判與創(chuàng)新的最前沿去啟發(fā)學生和開拓學生的思維。要讓學生具有懷疑、挑戰(zhàn)與開拓性，首先教師自己就要具有懷疑、挑戰(zhàn)與開拓氣質。在教學實踐中，教師要努力結合自己的科研，采取一些與課本、權威不同的角度、方法，或針對疑點、難點提出一些個人見解。外國文學課程本身充滿審美愉悅，通過教師帶有批判性、創(chuàng)造性的導讀，會更加充滿生氣。

（二）建立民主的寬松氛圍，樹立學生自信心，是培養(yǎng)哲學思維能力的前提。氛圍看似一種無形的元素，其實它蘊含在師生互動與活動之間，體現在課堂的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中，使完全可以被師生與觀察者感知的客觀存在，是一種可以影響課堂教學活動效能的關鍵因素。積極的和諧民主的教學氛圍是學生進行思維活動的前提與保障。具體來說，可通過組織小組合作學習，組建有利的座次來增進教學效果。在理論上，薩特的“介入文學觀”主要批判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藝術觀。理論思維培養(yǎng)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對于外國文學作品的運用適當的西方文藝理論進行解讀是可行的，但久而久之容易忽視了東方文論乃至中國文論的存在。在外國文學的課堂上，重視學習中國文學、文化，東方文化積淀的養(yǎng)成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此外，布置學生寫讀書筆記或讀書摘要也不失為一種培養(yǎng)理論思維的好辦法。

（三）整合教學內容，建構哲學教學內容體系。知識傳授的有效性和知識體系本身的建構也是密切相關的，傳統的外國文學，教學內容比較純粹，以史為線索，階段性的介紹各個時期的文學思潮、著作、作家，這一模式較為固定，缺乏新鮮感。我們是否可以在外國文學的教學中適當并入比較文學的有關內容，尤其是滲入比較文學的思維方式。其次，除了按思潮進行教學外，是否可以按文學類型的劃分，進行戲劇、小說、詩歌專題的教學，并舉行戲劇表演，小說改編、詩歌朗誦等多種活動，開辟第二課堂，以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活躍思維。

（四）梳理課程教法、考法。除了傳統的講授法，談活法、討論法，準直觀教學法外，還應當重視單元教學法、發(fā)現教學法等。列如對戲劇的學習，可以形成專題，并聯系中國傳統戲曲展開探討。以此類推，還可以構建國別文學專題，如一定時間跨度的美國文學專題、英國文學專題。同時，完善文學哲學思維考核模塊方式。建立多層面的考核體系，包括記憶層面、理解層面、創(chuàng)新層面。其中創(chuàng)新層面主要考核學生運用已掌握的知識觀察、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能力。通過這種改革，使學生在重視基礎知識的同時，能夠對所學知識進行分析、比較、融合，更加注重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培養(yǎng)。

[4]于春麗.高中語文閱讀教學中哲學辯證思維能力培養(yǎng)研究[d].長春師范學院,2012.

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八

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體、由深奧到通俗、由被少數人理解與掌握到被廣大民眾所理解和掌握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過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論具體化，使其復雜的理論通俗化，從而被人民群眾理解、掌握并最終化為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的轉化過程。這種從抽象哲學向大眾哲學、生活哲學和實踐哲學的轉換，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發(fā)揮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指導實踐方面的重要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主體是人民群眾，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語言體系在大眾化的轉變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的現實世界，使抽象的理論邏輯形象化，使深奧甚至有些晦澀的學術語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樣化，這樣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才能夠易于被大眾接受并且正確掌握，才能實現其服務于大眾的最終目的。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體系的“意義”和“指稱”關系。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實踐、要服務大眾并為大眾所掌握必須有一個大眾化的語言媒介，從而開展通俗化的宣傳，進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終完成大眾普及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是從抽象哲學轉化為生活哲學，從學術哲學轉化為大眾哲學，它在大眾化轉變過程中，將規(guī)范、嚴謹、深奧、抽象的語言體系轉化為深入淺出的、簡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語言體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人民群眾的角度出發(fā)，用群眾喜愛的諸多語言形式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將傳統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納入創(chuàng)作之中，以樸實、直接、幽默的語言為媒介，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向大眾、深入大眾。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關鍵應首先立足于語言，力圖通過簡明、大眾化的語言使其理論為群眾所掌握，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人類社會實踐得以發(fā)展，并最終完成馬克思所提出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學史上，眾所周知，對于語言和語言意義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止。關于語言，現象學派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之居所（thehouseofbeing）”，即語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語言缺失處無物存在”。20世紀初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更是將語言推上了哲學研究的中心，其關鍵是基于現代邏輯方式，對語言進行解析來解答哲學上的問題。分析哲學、語言哲學是這一轉向的主要代表。

作為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現代數理邏輯的創(chuàng)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稱”理論，反對心理主義，主張語言表達式具有可以公開考察的性質，意義的研究依賴于對這些性質的考察，而不是關于心理過程的臆測。

根據弗雷格的“指稱”理論，符號所反映的語言及非語言世界都需要人們進行思考。事實上，考慮到語詞、謂詞、句子乃至整個語言體系的存在，這些存在均具有“指稱”對象，只不過根據語言的“指稱”內容與范圍的不同，對于指稱對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語言世界中，人們既可以將指稱視作專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語詞的限制，在更大范圍內的語言表達式條件下，如謂詞、句子等視角下，去理解“指稱”及其關系。在個體對象/物的存在范圍內，“指稱”的語詞是一種單稱詞，并且它與個體對象之間所具備的關系，就是語詞和個體對象相對應的直接關系，這也意味著語言世界中的一種專名和非語言世界內的一個個體對象之間的對應關系。而在更大的語言表達式范圍內“，指稱”，即語言與對象的對應，則不同于專名和個體對象間的對應，它的指稱對象不僅與物的存在相關聯，還涉及關系的存在；也就是說，這些語言表達式的對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稱。而且作為語言指稱對象的世界既與世界中的對象存在聯系，又與世界中的關系存在聯系，并涉及“對象”與“關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

此外，一方面，對于弗雷格的指稱理論來說，單稱詞與其指稱對象的對應關系，以及其他語言表達式與其指稱對象的對應關系是其內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另一方面，語言世界之外的對象與事實世界的存在都會直接或間接地與單稱詞和其他它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建立聯系，因此可以說單稱詞、謂詞、句子等語言表達式是語言系統中意義產生的源頭。然而，對于語言系統而言，語言意義并不能夠完全建立在語言與事實的對應中；也就是說，語言的指稱并不能夠總是指向世界的“實際”或“意義”，“指稱”與意義之間既互相制約，又存在差異。因此，實踐就成為了理解語言的指稱和意義關系的基礎?？紤]到人類社會實踐和歷史活動中的動態(tài)變化和持續(xù)發(fā)展，對象和名稱之間的指稱關系，既不確定也不穩(wěn)定，更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對性和復雜性。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大眾化轉變正是“名稱”和“對象”之間指稱關系的轉換。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基于實踐的原則探索語言的意義，認為語言首先是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它既不獨立于社會存在，同時又體現著社會的生活。因此，人們不能僅僅將語言作為抽象的符號來看待，無論是專名、謂詞還是句子，它們的存在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彼此交際交往進行活動的結果。同樣地，語言的意義也不是形而上學的觀念論，因為它既不能獨立于語言而存在，也不能成為獨立的精神實在，而是回歸于現實生活世界，由解釋和說明世界轉換為轉化和變革世界。在社會歷史實踐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語言體系持續(xù)獲得新的意義，而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指稱關系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正是源于這種意義上的持續(xù)不斷地更新，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指稱關系的各種發(fā)展具備可能性，而由于意義上的不斷創(chuàng)新，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指稱也要在社會歷史實踐活動中做到與時俱進。

應注意的是，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語言體系，還是大眾化的語言體系，等同關系既不單屬于對象方面，也不單屬于名稱方面，而是屬于名稱和對象的關系。假定名稱和對象只是具備指稱關系，那么關于一個對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稱來進行指稱，類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稱，“小王”和“王某”可以稱呼同一個人；或者阿拉伯數字的“1”和漢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個數字。此外，根據弗雷格的'舉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啟明星”指稱，也可以由“長庚星”指稱，但是在大多數場合“啟明星”與“長庚星”是不能互為替換的，也就是說“金星”這個對象在上面的兩個表達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給予的，因此雖然說“啟明星”和“長庚星”的指稱相同，但是它們的意義卻有所不同。同樣，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進程中，要尤為注意學術語言體系轉化為大眾化語言體系的關鍵性問題，即對象與名稱的指稱關系，以及指稱和意義關系。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主義實踐的指向下，大眾化的語言體系一方面需要貼近群眾生活，使語言通俗化和簡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確保轉換后的名稱仍然能夠指向同一對象，避免在名稱和對象的指稱關系方面出現轉移的問題。此外，要堅持基于現實的路徑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義路徑，來明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體系的指稱和意義關系；要堅持基于現實的問題，來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體系的指稱和意義關系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也就是說，語言體系的大眾化轉變，應一直遵循意義的客觀性，既要反對心理主義又要警惕感性經驗。在方法論方面，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根本的方法論，用邏輯和唯物辯證法相結合的方法，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語言體系在大眾化方向上進行準確、嚴謹和科學化的轉換。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體系的“意義”和“現實世界”的關系。

現代西方哲學主要研究語言的工具功能和邏輯特性，從本質上講都是哲學意義上的語言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社會活動和生活實踐出發(fā)，主張唯物主義的實踐語言觀，表述了意識的存在特性，預示了現代哲學的這種語言轉向。作為現代西方哲學的代表人物，無論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初期的《邏輯哲學論》還是后期的《哲學研究》，他的哲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邏輯經驗主義和日常語言哲學這兩個主要的現代分析哲學流派。魯賓斯坦就認為馬克思和維特根斯坦都是通過主體的特性來認識世界，在主客體之間的辯證作用中產生世界的概念，而關于實在的經驗則由實踐活動而構建。

事實上，關于語言的意義和現實世界，早在古希臘時期，就被柏拉圖和蘇格拉底聯系在了一起。蘇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備永久而專屬于其自身的特質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與人類聯系，也不會因人類的想象而被人類所影響或者改變，它們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質以及自然所賦予的一定的聯系，總之它們是獨立的。因此，必須根據事物的本質為其命名，使事物擁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當的名稱。

而柏拉圖強調語言是人們用來了解實在的方法，雖然事物可以由名稱來命名，也可以憑借由名詞和動詞所構成的判斷來描述，但是人們只能借由這種命名和描述去無限接近對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將事物進行真實的再現，語言可能會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絕不是最終的表現實在的載體。

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源于現實世界，是對人民群眾的生活經驗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科學化概括和總結。同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語言體系的意義不是獨立的精神實體，而是由人們抽象的認知行為所構建，是語言符號世界的產物，所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語言體系是一種創(chuàng)造意義，而并非解釋意義。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大眾化轉變正是一個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付諸實踐、指導實踐的過程，是時代的聲音，是時代精神的產物。而且大眾化的轉變過程必然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主義實踐觀，強調與現實世界緊密相連，與時俱進、具備鮮明的現實特點，才能夠掌握群眾并為群眾所掌握。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人民群眾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信仰都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語言體系向大眾化語言體系轉變，是人民群眾習得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現實訴求。如果說語言被視為描述實在和表達思想的工具，人民群眾通過運用語言進行交往，從事實踐和意識思維活動，那么，相對于人民群眾的思想、觀念、感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語言體系作為一種傳輸中介，一種交際工具，就是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所承載的現實存在傳達進入人民群眾腦中而被人民群眾所理解、掌握的一種必然手段。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向大眾化轉變過程中需重視的是，因為人類是有限理性的言語行為載體，無法在經驗的意義上完成關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實際存在等的語言編碼，所以指稱表達并不能一直對應現實世界的“意義”，抑或“實際”，因此我們也不可能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語言意義完全建立在與事實的“對應”基礎上。

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大眾化，就是運用源于人民群眾現實世界的語言形式，表達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使人民群眾在符合他們的語言水平上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現實存在。但是這種通俗化的語言體系絕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大眾化轉變過程中因為單純追求理論指稱與現實世界的“二元對等”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庸俗化”。

三、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體系的“意義”和“語境”的關系。

事實上，我們已經可以從上面關于語言的意義與現實世界的觀點中得到一個清晰的結論，“語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語言離不開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語言就一定要進入到語言所承載之思想誕生的情境之中。而這情境，便是語詞意義的原初條件。20世紀初，馬林諾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語境”一詞，提出了關于語境的系統化理論，并把語境劃分為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用以闡釋語言如何與人類實踐相互影響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由此提出的語境理論，強調意義研究中語境的重要性，從而引發(fā)了對于語境研究的新的認識和探索，為后來的語境研究奠定了基礎。維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學研究》中，對其前期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與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義理論。在后期哲學中，命題的本質不再是圖像，而是以語言使用中的“語言游戲”為核心來展開“,語言游戲”這個概念則突出了這樣一個事實：語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廣泛的人類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語言的特定意義就是反映在各種語境特征之中，離開了特定的語境，語句的意義是不存在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大眾化過程中，語境以及語境和意義的關系都是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首先，語境是人民群眾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意義并不是脫離于語言體系及其結構的抽象價值體系，而是處于現實存在的境況中與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相關聯。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不能獨立于現實、獨立于經驗而存在，因此其語言體系中的每一個詞都是在某種環(huán)境中才有意義，或者說，每一個詞都帶有自己固有的“語境”。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與社會實踐還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中，片面追求將語言體系中的每一個詞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就變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學性。作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體系轉換的基本方法，重視其語言體系原初的哲學語境，即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文本，才能夠避免上述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大眾化轉換過程中發(fā)生。其次，基于關于意義的研究及其和語境關系的不同視角，考慮到對于意義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觀與客觀、語言與非語言、言內與言外、歷史與現實等因素，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語言體系的語境大致可以分為若干層面。具體來說，根據意義及語境間的關系，可以將大眾化語言體系的語境理解為來自其內部的因素及其語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語境理解為大眾化語言體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運用語言的外部環(huán)境，還可以將其語境理解為大眾化語言體系內的上下文、語言體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眾的主觀和客觀背景（包括他們的社會、政治、文化、時代背景等）。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的大眾化轉換過程中，相對于對語言和語境的片面理解，我們應該樹立的是對日常語言的整體概觀，即通過系統、綜合的思維方式，充分認識語言的動態(tài)性和變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學語言的晦澀難懂，才能正確地理解和使用語言。

更進一步說，首先，在言內語境層面下，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體系中任何語詞意義的確定，均取決于對這個語詞在句子中所處的位置、承擔的功能以及與這個語詞相關的指稱等語境條件的認識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語境層面下，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的使用離不開人民群眾具體的生活語境。可以說人民群眾語言活動的環(huán)境就是生活形式，不僅具體的語言意義的理解離不開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學命題的理解也離不開具體的生活形式。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的意義與生活形式緊密相連，也就是說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眾的生活形式來說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語言體系只有作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歷史、文化語境層面下，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走向“以人為本”的哲學，它的原初語言體系在大眾化轉換過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參與者的社會、政治、文化、時代背景，注重語言的歷史語境的變化、文化進步和時代發(fā)展的訴求。從歷史語境上看，改革開放后中國市場經濟的崛起使中國社會結構發(fā)生了深層次的變動，從而改變了國家社會一體化的傳統格局，進而引起政黨、國家與公民關系的轉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語言體系應符合歷史語境的變遷，順應時代的發(fā)展。從文化語境上看，馬克思主義源于西方的多元歷史文化，并在堅持歷史實在論的背景下發(fā)展起來；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則源于儒、釋、道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補的歷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發(fā)展起來。因此，中國文化體現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擁有著豐富、悠久的歷史。如果想要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歷史文化方面的異同。也就是說，如果要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語言體系中的指稱、意義和語境，就必須處理好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矛盾和沖突問題。

四、結束語。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語言體系要立足于現實世界，深入人民大眾的生活實際，用符合人民群眾思想水平和認知方式的生活化語言，有效地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語言體系的意義和指稱關系、意義和現實世界、意義和語境關系的協調。語言哲學對意義、現實世界和語境關系分析的最終指向是作為語言實踐主體的人如何在言語行為中對意義的表達和理解予以確定。

從現代哲學語言分析的角度來厘清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語言體系的意義與指稱關系，以及意義、現實世界和各層面語境的關系，有助于把握和解決大眾化語言體系轉換的實際問題，從而促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高層次、高水平、科學化地發(fā)展。

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九

摘要：科學與哲學之爭歷來已久，對于二者之關系，牟宗三先生分別從中西方哲學家思想中去找尋。通過辨析，他將哲學與科學做了較為明確的區(qū)分，指出了自近現代以來，人們對哲學概念的錯誤理解。同時，也進一步闡釋了哲學對科學所產生的引導意義，開啟了當代哲學發(fā)展的新方向。

關鍵詞：心思哲學科學。

一、“哲學底科學之誤”

用“底”這個助詞來表示所屬，已是一些哲學家的所愛?！罢軐W底科學”，即哲學是依附于科學而誕生、發(fā)展的。這種觀點對于我們學習哲學的人來說，真乃大謬。他們真不知哲學。那么，何為哲學?哲學與科學又有何關系?此間，又回到何為哲學該問題上來。牟宗三認為：“科學是為人之學，哲學是為己之學。己以外即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學在忘己而取物。”此處，他雖沒有很具體、明確的給哲學下定義。然而，卻以比較的方式，將哲學與科學做了細致、明白的劃分。這種區(qū)分就表現在“內外的劃分與物我的合離”。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科學多是與思(意識)有關，哲學則和“心”同在。依科學而言，對象是思維運行的前提條件，對象不現，思維便無法運行，目的就不可能達到，科學的意義也蕩然無存。但是，從實際生活中來看，思，無不是無時無刻都在運動的。畢竟，在現實生活中，與人們交往最密切的仍是無限量的物(外)或對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會之中，一些人“預言”哲學將會消失。然而，就事實來看，哲學并不因科學的繁華、壓制而退出歷史舞臺。

2.現當代的“玄學”

此處所言之“玄學”并非魏晉時期的玄學，而特指科學之后之對象之學。言科學之后，是指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推論出在目前已發(fā)現的最新之物(對象)之背后必然還“有”(隱藏)著一個“對象”。只是該“對象”在目前之科學的能力下尚不可破解。因此，將其懸起而稱之為“玄”。也即是該“對象”還看不見，摸不著。―――“存而不實有，內而不外現。”比如：在物理學中，已能通過數學方法推出“超旋”的表達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學的情況來看，其尚無能力憑借實驗、作用以將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暫時被賦予“至小”的概念。但若僅僅從理論上來推斷，那么，則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對象”而將其構成，使其成為可能。由此，這些只可通過理論推出但仍無法科學驗證的“存在”――“科學之后之對象”便成為所謂的“玄學”或“哲學”領域的.分子。依此言說，那么，此處所謂之“哲學”實質與科學無異。這就好比是“已開花但尚未結果之大樹一般”;“開花之樹”為科學，“未結果”則為“哲學”。因此，牟宗三說：“但以為整個哲學即在依附，則不是好事。因為依附科學，從科學的根據上抽繹出道理，這無異于錦上添花，仍是錦耳，于錦之本質并無所增益。同樣，于科學根據上抽繹道理，亦仍是科學耳，于科學本身并無所增益?！?/p>

二、上下合一，一體平鋪。

此處言“上下”是指形而上與形而下?！吨芤住吩唬骸靶味险咧^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蹦敲?，將科學劃歸為形而下，而把哲學歸于形而上則未有不可。目前，人們對“道、器”的解釋不少，取任何一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結合本文，“形”可作為“兩境”之界線?！皟删场报D―即形上之世界與形下之世界，“形”暫定為具體事物。其，上可歸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據，保障(向內);下可探究為對其他存在所發(fā)揮之功用(向外)。馮友蘭講：“一物之存在是以整個宇宙作為其存在之依據、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個宇宙?！闭^：萬物一體，彼此聯系，互為因果。猶如亞馬遜“蝴蝶效應”――亞馬遜蝴蝶扇動翅膀，美國西海岸將產生颶風。若依此說法，那么將會陷入一個不可調和之境。先設一命題：你以非你作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為我存在的依據。那么，按照數學原理將“你”與“我”做一個交集，得出的結果即是獨立的“你”與“我”。因為，除你與我之外，其他均為一致。亦即是從“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從“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這是從形式邏輯上來推的。畢竟“我”與“你”都是所屬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體即用，體用不二，不可分而別論之。然，為了便于說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開。由此，所分離出來的“我’與“你”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性體”，而非生物之我(意識)之你。因為，他們(思)都是科學的產物，不是真我。故而，對真我的感悟則如牟先生所言，須：“主客不離，一體平鋪，物我雙忘，然而，我們不講認識則以，即講認識，則不能不抬高主體，即不能不特顯主體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顯主體的特殊性能，亦不能達到最后境界的一體平鋪，到處皆是?！?/p>

科學的任務是認識對象的構造以及其變化發(fā)展之規(guī)律。使人們明白，什么是什么。這主要強調的是自然科學的作用。而對于社會科學而言，則往往表現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之中。如：被就業(yè)、被買房等等。然而，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是：客體的彰顯，主體的隱退。主體即是作為認識的我，客體就是被認識的“他”。目前，對客體的追溯與主體本身的遺忘，已成為當今人類的現狀，它占據了人們的整個思維空間。同時，也相對的屏蔽了人們本來所固有的“性體”“本心”。使得本來就難得被人們所顯之“主體”被埋藏的更深、更隱秘。因此，對主體的彰顯便成為了當今學科的任務，思想的革命。彰顯主體不僅可以填補空虛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調節(jié)、平衡已失衡的客體世界與主體境界的結合，使其回到和諧的狀態(tài)之中。以至人類與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發(fā)展。然而，受科學學科本身性質的影響，其在對主體的彰顯方面似乎“無能為力”。哪怕是所屬于其的心理學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認識，而無法行“自我”的內顯。所以，只能由專注于向內的哲學來予以分解，參悟其中之根本，彰顯主體的自我，最終讓科學與哲學達到高度的統一。

參考文獻：

[1]牟宗三.《寂寞中的獨體》[m].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2005年4月。

[2]熊十力.《體用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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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哲學類論文2篇十

近段時間以來讀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這本書，并寫下了這篇讀書筆記。這本書對每個學習法律的人很重要，要多重要，讀過才會知道?，F在看了這后有些收益，記錄如下。

首先我來介紹下此書作者。博登海默，1908年出生于德國柏林，在海德堡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33年移民美國后在華盛頓大學研習美國法律并于1937年獲得ll.b學位。從1951年開始擔任猶他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法律教授，并于1975年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法學榮譽教授，1992年去世。博氏是綜合法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哲學。主要論著有：《法理學》、《法理學：法律哲學法律方法》、《論正義》、《權力、法律和社會》、《責任哲學》和《英癥狀法律體系導論》等。然后再介紹一下本書的主要內容。全書的內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論中介紹了自古希臘直至20世紀70年代的各派西方法律哲學的概述（包含作者對法律的哲學思考和作用的哲學思考）。第二部分法律的本質和作用以及第三部分法律的淵源和技術。20世紀的西方法律哲學，一般來說有三大派別：社會學法學、分析法學和新自然法學。作者傾向于所謂“統一法理學”（或“綜合法理學”）觀點，既主張不以任何單一的、絕對的因素來解釋法律；認為法律的制定和實施要受社會、經濟、心理、歷史、文化以及各種價值判斷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全書貫穿了這一思想。該書是作者對法律的基本性質以及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標和價值進行哲學上的分析。該書的價值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它能引起讀者認真而嚴肅的思考。因為時間關系我僅就本書第十一章節(jié)中正義部分的內容進行了比較細致的閱讀，故本讀書筆記也僅就此部分中正義的概念及正義與自然法的關系這兩個部分展開重點闡述。

本書第十一章第四十九節(jié)關于正義的概念部分作者分了四個小部分來進行論述，分別是分配正義、矯正正義、契約正義及個人的非正義觀。同時作者分別從主觀向度和制度的層面進行了分析。而第五十節(jié)分析了正義與自然法的聯系。以下就此兩節(jié)內容內容進行介紹。

一、正義的概念范圍。

(一)歷史上典型的正義概念。

第一種是烏爾庇安和西塞羅的觀點。這兩人的定義強調的是爭議的主觀向度。“正義被認為是人類精神上的某種態(tài)度、一種公平的意愿和一種承認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據此,作者做出了如下發(fā)揮。正義概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給予每個人以其應得的東西的意愿。正義要求關注他人,而不能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上述定義都著重強調了正義的主觀向度。故正義被認為是人類精神上的某種態(tài)度、一種承認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第二種便是圣·托馬斯·阿奎拉和埃米爾·布倫納的觀點。作者進一步指出正義不應僅僅局限于精神層面,還要具體化為實際措施和制度性手段。圣·托馬斯·阿奎拉和埃米爾·布倫納這兩人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二)博登海默界定的正義之四重含義。

第一種是分配正義?！胺峙湔x所主要關注的是在社會成員或群體成員之間進行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配置的問題”、。然后,作者提出了一連串有關正義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通常是由享有立法權力的當局來處理的。博登海默還列舉了一些分配正義的表現形式,如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一家之長發(fā)布的令和規(guī)定的罰則、采邑的工時、評分制度的公平性和分配獎學金的確當性等等。第二種是矯正正義。習慣法、國際法則、工資水平和矯正正義是指當一條分配正義的規(guī)范被某個社會成員所違反時,該社會成員就應承擔賠償、返還不當得利、接受刑罰等責任。矯正正義通常是由法院或其他被賦予了司法或準司法權利的機關執(zhí)行的。它的主要適用范圍乃是合同、侵權和刑事犯罪等領域。

第三種便是契約正義。即在正常情形下,當事人處于自愿而訂立的合同是不存在不正義的情形的。但如果一方當事人隱瞞或故意錯誤表達相關信息,或一方當事人倚其優(yōu)越的實力地位而將條件強加給對方,或一代表人在毫不考慮他（她）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利益的情形下就簽定集體協議,那么,雖然那些合同在形式上是自愿的,“但它卻仍具有不正義的污點”第四種便是個人的非正義觀。即“奉公守法的人和公平的人都是正義的”。最后,作者做了一個精辟的總結,認為上述所有有關正義的問題都可以歸結為一個論式:“個人應得的歸于個人”。

二、正義與自然法的關系。

(一）自然法的概念。

在法理學思想史中正義觀念往往與自然法的概念聯系在一起。但自然法概念也并非唯一。主要有以下幾種:亞里士多德認為一條正義規(guī)則“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樣的效力”，那么它就是自然的。按照圣·托馬斯·阿奎拉的觀點，自然法視為“人類普遍的和根深蒂固的品性”。而赫伯特·哈特認為自然法是“任何社會組織為了存在下去而必須擁有的”。這幾個人的觀點相似。與此對應的特里斯琴·沃爾夫持絕對論的觀點,認為自然理性永恒不變；魯道夫·斯塔姆勒與卡多佐法官都用相對論的方法,認為自然法是相對的、可變的。而第三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約翰尼斯·梅斯納,艾爾弗雷德·維德羅斯。作者認為,以上這些自然法哲學家的觀點盡管有分歧與異議,但仍存在一致性的要素,即“自然法是由應當得到承認的原則和準則構成的,而不管它們在一個國家或其他共同體的實在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達”。也就是說自然法是高于國家法令的一種更高的正義原則。

(二)自然法隨著正義觀念的發(fā)展而發(fā)展。

把以上的正義要求描述完以后,作者指出,應當根據生物學和心理科學中所取得的進展對人們在立法方面的基本需要進行重新思考和修正。由于人的道德情感會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生變化,所以自然法的寬容標準也會隨之發(fā)生變化。在很久以前可能被認為是正當的,而在當代文明社會中則為法律所禁止；在過去,人們對輕微的罪行也適用死刑,但在今天，死刑只被限制適用于少數幾種極為重大的罪行；一個現代國家的成員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安全都比混亂社會所能期望的安全程度高得多。作者在這里再次贊同了自然法的大多數倡導者所提出的“惡法非法”的觀點。

(三)自然法是正義的最低層次。

從書中不難看出正義制度由三個層次組成:第一層次是自然法,它是正義制。

度的基礎；第二層次是“被一特定的政治和社會制度認為是正義的規(guī)范和原則”,這些規(guī)范和原則可能得到了明文法的承認,也可能沒得到其承認；第三層次是最高層次,“它是由一個更完美的和更理想的秩序的藍圖規(guī)劃構成的,而這一規(guī)劃則是一個國家的實在法所無力實現的”。據此,正義概念范圍極廣,不僅關注法律有序化的迫切的、即時的目的,而且關注它的遠大的、終極的目的。

綜上,是我對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近乎皮毛的理解。博登海默對正義的闡述是理性而精彩的，整本書是深刻而又有創(chuàng)意的。博登海默的正義論值得學者們深究,就算僅僅細致閱讀了此書的一兩個小節(jié)我也不得不為他那抽象、發(fā)散而豐富的思想而感嘆。正義是法律制度的實質,正義也是法律永恒的主題，而博登海默對正義的這場探討給法學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后人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