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一種表達情感與思想、展現人類生活與價值的藝術形式。怎樣寫出一篇有價值、有深度的總結？希望下面這些范例能夠對大家的寫作提供一些借鑒。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一

當地苗族農村的經濟普遍落后，家庭貧困的情況很嚴重。年輕的父母為了生計，把孩子留給老人，奔赴現代化的大都市去打工。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有些年輕的父母不愿再回到貧困的家中，毅然決定拋棄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誠如法國著名的文學家巴爾扎克先生在《驢皮記》中提到的“在貧窮籠罩的地方，就談不上貞操和罪行，也談不上道德和智慧了。”

2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有效措施。

法律保護是有效的手段。

﹙1﹚加強婚姻登記教育。

“無證”婚姻脫離了當地習慣法的約束，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才使得部分外出務工者留下自己的孩子，讓本就缺乏關愛的“留守兒童”處于更艱難的逆境。當地政府相關部門應該重視此問題，在每年的全縣人口普查時，對外出務工的人員婚姻狀況（包括按照當地習俗的婚姻）進行詳細登記，進行婚姻登記的教育宣傳，對此前早婚未登記，再達到法定婚齡時勸其前往婚姻登記機關登記。

﹙2﹚進行相關法律宣傳。

加強相關法律的宣傳教育是很必要的，讓留守兒童的父母意識到，教育、撫養(yǎng)、關愛子女是法律規(guī)定的，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

緩解貧困，是強有力的保障措施。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二

論文摘要:知識社會學是課程社會學的重要墓礎學科，其對知識進行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范式對課程及其知識內容的社會學分析具有巨大借鑒價位。通過對知識社會學中既有的對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三大范式，即整體功能論范式、整體決定論范式及分層決定論范式的逐一述評，得出雖然它們都存在一些理論分析的局限性，但是這些范式對課程及其知識內容的研究仍然有其獨到與深刻之處，因此年幼的課程社會學注意吸收知識社會學的有關學術成果依然是有益和明匆選擇的結論.

課程是知識的載體，知識是課程的核心內容，因此要對課程進行社會學分析，課程知識必將是其重要的研究對象和切人點。當然課程社會學家們在課程知識的社會學分析范式建構方面并沒有什么獨特貢獻，其主要研究方法都可以回溯到知識社會學中。所謂知識社會學，顧名思義它應該是研究知識與社會變量間相互關系的一門交叉學科，因此從理論上來說對知識的社會學分析本應成為知識社會學家們的首要學術關懷，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知識社會學深受“相對主義”等難題的困擾，因此從其整個發(fā)展史來看，知識社會學(包括ssk科學知識社會學)與其說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還不如說表現為哲學認識論的一種延續(xù)，具體的表征就是目前在知識社會學領域中還遠未形成一種對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主導范式。但是將社會學家們關于社會決定的基礎和社會決定的性質兩方面的觀點結合起來，仍然可以將對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范式分為四種理想類型:整體功能論范式、分層功能論范式、整體決定論范式和分層決定論范式。其中除分層功能論范式在現實中不存在以外，其余三種類型都有其獨特的思維視角及一批杰出的代表人物。

1、整體功能論范式。整體功能論范式以法國社會學年鑒學派學者迪爾凱姆、莫斯以及英國愛丁堡學派布魯爾、巴恩斯等人為代表。這種理論認為知識是出于維護社會生活統(tǒng)一性的需要而產生，因此可以通過對社會生活整體的分析來解釋知識的本質和特征。迪爾凱姆是該理論范式的主要原創(chuàng)者，他認為任何時候集體都必須借助周期性的集體活動才能維持和加強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而這種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是社會形成并保持統(tǒng)一性和人格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作為知識的基本構成單位的概念和范疇，不僅是社會生活的“集體表征”或集體生活的反映，它們的穩(wěn)定性和普遍性也只能從社會得到解釋。迪爾凱姆還進一步論述到無論是概念、范疇或是邏輯實際上都發(fā)揮著社會整合功能:個體必須掌握雙方都可理解其意義的概念才能交流互動，如果缺乏這種有意義的概念體系，人們之間就無法進行正常交流，社會生活就會陷人困境;而邏輯的作用類似于道德的作用，社會如果缺乏邏輯的一致性也會導致像其缺乏道德的一致性那樣“問題叢生”。

整體功能論視野中的課程及其知識內容本質上都是(整體)社會建構的“集體表征”，社會借助課程知識的傳授促進社會新生成員的社會化，進而維持社會的團結和實現社會的“繁衍”。在教育學中這種“整體功能論”范式也被稱為“社會本位主義”范式，它主要為功能主義社會學家及絕大多數教育學家所認可和支持，他們一致認為課程及其知識內容的傳授應當對社會新生成員起到如下幾項功能:(1)通過學校知識(含緘默知識)的學習讓青少年學會現有政治制度所接受和采用的規(guī)范、態(tài)度和行為(政治社會化);(2)使調整人們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道德行為規(guī)范逐漸內化，從而使社會個體遵循社會道德規(guī)范(道德社會化);(3)引導社會個體成員理解和接受社會及文化模式對不同性別的人的不同角色期待，進而習得自己所屬文化所規(guī)定的性別角色(性別角色社會化)?？梢娬n程及其所傳授的知識正是在這種看似“中立”的立場上為每個社會成員的個人發(fā)展和適應社會發(fā)揮著特殊功能，并承擔著維持社會整合、消解社會離心力的社會功能。

2、分層決定論范式。分層決定論范式也可稱為分層因果決定論范式，它的內在邏輯主要是尋求一種因果聯系，因此其分析思路主要是一種歸因研究。分層決定論的思想源出于卡爾·馬克思傳統(tǒng)，馬克思為了將黑格爾的“泛邏輯體系”倒置過來，提出了“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的著名命題，該命題的核心內容就是思想領域完全是由其他因素決定，觀念系統(tǒng)依賴于其擁護者的社會角色與地位，尤其是階級地位。20世紀20年代，受海姆繼承了馬克思知識社會學分析傳統(tǒng)，雖然他的學術關懷主要不在階級批判和揭露方面而是力圖發(fā)展一門獨立的、科學的知識社會學。受海姆主張所有觀念都與觀念概念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系，因而深受這些條件的影響，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社會是非同質性的存在，它可以按某種標準被劃分為若干社會集團，因此每一個思想家只從屬于特定的社會集團，占據一定的位置，并扮演專門的社會角色，同時又由于他賴以生存的社會資源主要來源于其所屬的社會集團，因此這些因素必然導致該思想家觀察世界的角度和視野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tài)性。與整體功能論相比，這種理論范式認為決定知識的本質和特征的是社會的階層而非社會整體，并且它更加注重對知識的內容而不是對知識的形式進行分析，其具體的研究思路就是將知識與社會階層所處的社會地位聯系起來，并把它“特殊化”，即把它看成是受特定的社會處境所制約的特定的主張。

這種對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范式被當代眾多新馬克思主義教育社會學家們所繼承和發(fā)展，其中影響最大的可能就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阿普爾教授。阿普爾在其第一部重要著作《意識形態(tài)與課程》一書中，將課程知識與意識形態(tài)聯系起來，他認為課程知識的本質是“官方知識”或“法定知識”，是社會統(tǒng)治階層的知識。具體到對課程與意識形態(tài)關系的考察，阿普爾認為必須審視以下問題:(1)課程知識的歸屬;(2)課程知識由誰來選擇;(3)課程為什么以這種方式來組織和傳授?(4)為什么知識只傳遞給某些特殊的集團?(5)為什么社會文化的特殊部分在學校中以客觀的、事實的知識出現?它們是如何呈現的?(6)官方知識是如何具體地體現在代表社會統(tǒng)治集團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結構中的?(7)學校是如何把這些限定的、只代表部分標準的知識合法化為不容置疑的真理的?川針對這些問題，阿普爾進一步指出課程知識與教育是保存現有社會特權、利益的基本工具，為了保持自身的特權，權勢者甚至可以犧牲無權階層的利益，課程知識本身所表達的只是權勢者對于正常或異常、重要或不重要、好或壞所持有的特定觀點?？梢姲⑵諣枌φn程及知識內容的分析主要遵循的就是分層決定論范式，他的成功主要也可歸因于他的“包容性”和“邊緣性”。

3,整體決定論范式。整體決定論范式在社會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甚至像孔德、斯賓塞這樣的古典社會學家都曾闡述過類似的思想，但將其理論化、系統(tǒng)化的工作主要完成于胡塞爾的兩位門徒:舍勒與斯塔克。舍勒本人并不贊同馬克思對知識的認識，因為他十分反對用常駐不變的獨立變量(如階級地位、性別差異等)來說明可變的各種觀念的出現，他認為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歷史過程之中，決定著特定的思想產物的出現。雖然在現代社會中，階級關系曾經是原始社會的獨立變量，而政治因素在現代社會也曾經處于中心地位，但當用這些獨立變量進行分析時，必然導致“相對主義”的泛濫，因此舍勒斷言“雖然只有當先決條件‘真正的因素’幫助打開思想之流的‘閘門’時，特定的一系列觀念可能真的會涌現出來，但所有這些觀念只不過是向永恒的‘柏拉圖王國中不變的絕對本質’投以一瞥而已”。斯塔克詳細地闡述并繼承、發(fā)揮了舍勒的知識社會學傳統(tǒng)，他認為知識社會學探討的應該是知識材料如何形成知識對象的過程，所謂知識材料就是指實在的所有方面，但人們在認識的過程中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特別是受社會因素或價值因素的制約，只能看到實在的某些方面，這些方面即成為知識對象。他寫道“我們選擇知識材料中的那些與我們的價值次序相一致或由我們的價值次序決定的因素使它們成為我們知識的對象”。也就是說價值層像濾布一樣在人們認識之前先決定了人們看到什么樣的實在、實在的哪些方面以及怎樣看待實在，而這層價值濾布或價值次序是在這個社會生活的過程中形成的，是受社會力量支配的，也是在社會為解決自己的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因此知識社會學應當研究精神的價值層或價值次序同知識對象之間的關系，對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也就是對形成知識的價值次序以及支持它們的社會力盤進行分析。只有揭示了這些價值次序以及背后的社會力量，我們才能理解知識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為什么一個時代的知識不同于另一個時代的知識。

將知識與社會價值層或價值次序聯系起來進行分析的社會學范式，在課程知識研究中也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上文曾提到過的孔德和斯賓塞就是此方面的先驅?？椎抡J為知識與社會發(fā)展階段存在相應聯系，具體而言就是隨著社會由低級向高級進化，人類的知識類型也可以相應地分為地位由低向高的三種類型，即神學知識、形而上學知識以及科學知識。這就是著名的“知識三階段定律”。與此種觀點內在邏輯一致的還有斯賓塞對知識的價值分等，他在《什么知識最有價值?》一文中提出科學作為教育的材料，在所有方面都優(yōu)于語言;它們更好地訓練記憶、培養(yǎng)判斷力以及傳遞令人贊美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訓練。他對知識進行價值判斷的結論是“對于紀律、對于指導，科學具有最主要的價值。從全部效果來看，學習事物的意義比學習文字的意義更好。這樣，斯賓塞就將知識的問題轉化為價值判斷的問題并用“科學”一詞回答了“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提問。當代社會，知識生產和更新速度驚人，什么樣的知識可以人選課程，什么樣的知識應該將其拒之門外;以及什么樣的課程具有高社會地位，而另外的為什么不具有這種高地位，這些問題的解答與分析都涉及到對知識本身的價值判斷特別是社會主導價值觀對課程知識的制約和影響，因此可以說整體決定論范式早已滲人課程及知識研究領域，并且它也確實有其分析視角的獨到及深刻之處。

正如上文所述，如何對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本應成為知識社會學家們研究和理論建構的中心，但由于“相對主義”等難題過度地分散了這些學者們的精力和智慧，因此既有的三種知識分析范式都有一些較大的缺陷以及內在悖論。整體功能范式論將課程及其知識內容看成是社會建構的“集體表征”，是每個社會成員都應學習、掌握的通用知識，它對維護社會團結與和諧起著重要作用，但它卻無法說明同一個社會為什么會出現觀點對立的觀念以及異質性的課程知識要求。分層決定論范式雖然可以很好地回答同一個社會中存在不同觀念以及異質性課程知識要求的原因，但是并非所有的課程知識都與特定的階級有關，例如在人們的共同生活經歷中所形成的、對所有階級的生存都是共同條件的關于社會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的知識就不能得到分層決定論的合理解釋，此外如果課程社會學家們過于強調課程及其知識內容的意識形態(tài)性，那么他們是否也會陷人“克利特”島民那樣“島上眾人皆是說謊者”的“自我反駁”的悖論中呢?整體決定論范式則由于它將課程知識與社會價值層或價值次序聯系起來討論，這樣就使得它既不能說明知識的形式也不能說明知識的內容，甚至都不能說明知識的形成過程和知識的特性，并且價值次序本身也是一種觀念性的存在，對于它的認識也會存在諸多分歧，因此用一種本身也需要事先界定和說明的觀念來解釋課程及其知識內容本身，這必然也會陷人“相對主義”和“診釋循環(huán)論”的困境之中。

知識是課程的核心內容，而知識社會學也是課程社會學的重要基礎學科，因此如果要對課程及其知識內容進行社會學分析，了解和借用一些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將是有益和明智的選擇。當前對課程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三大范式，即整體功能論范式、分層決定論范式及整體決定論范式，雖然都存在一些較大的理論缺陷，但是對于尚處幼年期的課程社會學而言，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鑒價值，并且過去的事實也已經證明能夠善于將知識社會學里的最新成果融合到課程及知識研究領域的教育社會學家，往往都可以獲得或大或小的學術成就，阿普爾、麥克爾，楊等人的成功故事已經向我們部分淦釋了這種“相對真理”，這也許就是齊美爾所言的“邊緣人”視野的獨特性的現實表征。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三

理解《社會保險》課程的特點，把握《社會保險》的課程教學現狀，是改進《社會保險》課程教學、培養(yǎng)學生社會保險專業(yè)能力的重要前提。

作為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yè)的核心課程，《社會保險》課程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一是理論性?，F代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與發(fā)展起始于工業(yè)化時期，后來不斷調整、改革和完善。在社會保險制度建立與發(fā)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受理論因素的驅使，比如新歷史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政府干預理論、需求層次理論等；另一方面又產生出具有自身特點的社會保險理論，比如國家保險思想。因此，《社會保險》課程應該包含社會保險的基本理論，要求學生具備扎實的社會保險理論基礎。二是政策性。社會保險工作主要是社會保險政策的制定、實施、管理與監(jiān)督，因而社會保險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事業(yè)。對社會保險政策的解讀是《社會保險》課程的重要內容，主要包括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主要社會保險內容。在《社會保險》課程中，應該梳理社會保險政策的發(fā)展演變過程，理解社會保險政策的經濟社會背景，重點把握國內社會保險的現狀，熟悉社會保險政策的實施過程與實施方法，借鑒國外社會保險政策，對未來我國的社會保險政策進行展望。三是應用性。應用性或實踐性是《社會保險》課程最突出的特點之一。《社會保險》課程的講授要求學生理論聯系實際，開展調查研究，充分了解社會保險政策及實施現狀，了解社會保險的需求，培養(yǎng)和提高學生社會保險政策運用與實施的能力?！渡鐣ｋU》課程的應用性突出了學生社會保險實踐能力培養(yǎng)的重要性。四是交叉性。社會保險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保險學、財政學等學科密切關聯。經濟學是社會保險學的重要理論基礎，尤其是福利經濟學直接推動社會保險學的發(fā)展；社會保險法制的健全程度是社會保險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體現；社會保險起始于社會問題的產生，有助于社會問題的解決，要求運用社會學的理論；社會保險作為國家一定政治制度形態(tài)下的政策安排，因而與政治學密切關聯；社會保險是傳統(tǒng)社會保障與現代商業(yè)保險精算技術的產物；此外，社會保險與公共財政密切關聯?？梢?，《社會保險》課程的學習，需要結合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五是動態(tài)性。社會保險的發(fā)展與改革永無止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變化，社會保險制度也需要隨之進行調整，只有實現社會保險與經濟社會的同步協(xié)調發(fā)展，才能實現二者的互利雙贏。由于社會保險的動態(tài)性，《社會保險》課程的學習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調整和改革教學方法、完善教學內容。

（二）《社會保險》課程教學現狀。

由于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yè)在我國還是一個新興的專業(yè)，在人才培養(yǎng)和教學方面還處于探索過程之中，《社會保險》的課程教學也處于完善過程之中。在勞動與社會保障的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各培養(yǎng)單位非常重視《社會保險》課程的教學，凡是設立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yè)的高校，將《社會保險》列為必修的專業(yè)核心課程，體現了《社會保險》課程教學的重要性。[楊立雄：《是“社會保障”，還是“社會保險”———“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yè)課程設置中的社會保險偏向》，《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年第1期，54-58頁?！禲社會保險》課程教學的實踐探索，為提升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yè)的人才培養(yǎng)質量、提升學生的社會保險專業(yè)能力起到了較好的效果。但是，目前《社會保險》課程的教學依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不能完全體現《社會保險》課程的特點和規(guī)律，在體現和培養(yǎng)學生的專業(yè)能力方面還未完全到位。我國社會保險事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對人才培養(yǎng)質量的提高不斷提出新要求，迫切需要加強學生專業(yè)能力的培養(yǎng)，增強學生的專業(yè)適應性，幫助學生更好地適應未來的工作。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目前《社會保險》的課程教學重理論、輕實踐，造成理論與現實的脫節(jié)，影響人才培養(yǎng)的質量，也影響到學生的就業(yè)?！渡鐣ｋU》教學過程與專業(yè)實踐結合的緊密度還有待加強，在教學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等方面還存在諸多不足，在學生專業(yè)能力的提升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努力。目前的《社會保險》教學依然主要遵循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呈現教學過程的程式化和教學手段的單一性“、以教師為中心，教師講、學生聽”的狀態(tài)，以灌輸知識為主，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不利于學生創(chuàng)新思維的培養(yǎng)和專業(yè)能力的提高。目前的課程教學重理論、輕實踐，教學過程與實踐相脫離。一些教師和學生認為理論學習就是理論學習、社會實踐就是社會實踐，而沒有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在《社會保險》課程教學中。容易導致學生畢業(yè)后與社會脫節(jié)，不能適應社會保障的實際工作，動手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較差，缺乏發(fā)展的后勁[譚曉輝：《對社會保障概論課程教學改革的探索》，《求實》，2010年第2期，256-257頁。]。此外，《社會保險》課程教學還存在教學計劃制定不科學、教材質量差、教學內容陳舊等問題。

三、基于專業(yè)能力提升的《社會保險》課程教學策略。

結合《社會保險》課程特點和教學現狀，需要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等方面完善課程教學。

1.明確教學內容。

《社會保險》課程應該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1）理論知識模塊。需要重點掌握社會保險、社會保險基金、社會保險管理、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yè)保險、生育保險等核心概念?；纠碚摬糠种饕▋蓚€部分：一是社會保險的外源理論，包括社會學、公共管理、法學、經濟學、保險學、財政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二是社會保險的內生理論，即社會保險制度發(fā)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體現社會保險自身規(guī)律的理論，包括社會保險模式理論、社會保險管理理論等。

（2）政策分析模塊。應該對我國社會保險政策的發(fā)展演變進行深入剖析，使學生掌握我國社會保險的發(fā)展歷史、演變過程及影響因素。尤其是對目前的社會保險政策進行細致剖析，讓學生準確把握社會保險的政策現狀。具體對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失業(yè)保險進行剖析。此外，還應該對政策運行與實施過程中的問題進行剖析。

（3）實踐操作模塊。社會保險實踐能力的內容包括：社會保險行政管理實踐、社會保險業(yè)務經辦實踐、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實踐、社會保險基金投資實踐、社會保險監(jiān)督實踐。在《社會保險》課程教學中，應該對實踐的技能進行具體講解和討論，并通過適當的方式進行初步訓練，使學生把握社會保險實踐的基本原理與基本技能。在課程教學中，實踐能力部分既可以作為課堂講授的內容，也可以單獨作為實踐模塊。

（5）國際比較模塊?，F代社會保險制度首先產生于西方工業(yè)化國家，并且率先在歐美國家發(fā)展完善，逐步趨于成熟。國外社會保險制度在建立、發(fā)展與改革的過程中，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也存在一些教訓，一些國家的社會保險模式與具體制度設計值得我國參考。因此，對于國外社會保險的比較分析也是《社會保險》課程的內容模塊之一。

2.改革教學方法。

應該改革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和單一的教學方法，圍繞教學內容與教學目標設計科學、多樣的教學方法。具體包括以下幾類：

（2）社會保險政策模擬教學法。應該圍繞政策的制定、實施、反饋、修改等程序進行政策模擬教學，提高學生的政策分析能力?？梢愿鶕壳吧鐣ｋU的發(fā)展狀況，針對社會保險政策中存在的問題，確定某一社會保險的內容，并提出政策調研、修改的目標與要求，讓學生組成政策分析小組，調研政策實施現狀、政策背景、存在的問題、提出政策修正方案、實施政策修改程序及政策修正的評估，并且要求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演示和匯報整個過程。社會保險的政策模擬，既可以是對一項新政策的制定，也可以是舊政策的改革和完善。

（3）研討式教學法。包括：

（1）課堂提問討論，由教師根據教學內容適時提出問題，讓學生進行深入思考和討論；

（4）名著與理論研討，布置一些社會保險領域的國內外經典名著，由學生進行認真研讀，進行課堂討論和交流。

（4）情境模擬教學法。讓學生對社會保險的行政管理、社會保險籌資、資金管理、基金投資、待遇計發(fā)、社會保險監(jiān)督等內容進行情境模擬，并設計政府、單位、個人以及其它主體（比如醫(yī)院、投資方等）等不同角色。由學生根據社會保險的相關理論知識和政策，進行全面模擬設計，明確不同主體在社會保險中的職責、權利與義務。通過情境模擬，使學生熟悉社會保險管理與經辦的全過程，全面把握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yè)保險和生育保險的實施過程。

（5）課堂講授法。課堂講授法是最基本的教學方法，不能因為其它教學方法的運用而忽視了課堂講授法。教師應該通過適當的課堂講授，使學生掌握社會保險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尤其是對社會保險相關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需要教師在課堂進行解釋，幫助學生理解。通過課堂講授，讓學生進一步明白課程教學的目標、重點和難點，更加有效地進行專業(yè)學習。

3.完善教學手段。

教學手段是教學實施的具體工具，教學內容的體現和教學方法的實施需要借助于相應的教學手段。

（1）完善課程教學大綱。應該圍繞提升學生社會保險專業(yè)能力的目標，根據《社會保險》的課程特點，修正和完善課程教學大綱，在教學大綱中充分體現社會保險的專業(yè)能力培養(yǎng)，根據《社會保險》的內容模塊進行具體設計和完善，并且需要根據社會保險實踐發(fā)展的需要，及時調整教學大綱，更新教學內容，使《社會保險》的課程學習更加貼近社會需要。

（2）組織開展社會保險調查。社會保險調查研究能力的提升，需要學生進行社會保險的調查實踐。可以在《社會保險》的課程教學中專門安排一定的課時用于學生調查，或者要求學生利用周末、平時的課余時間就近開展社會保險的調查。由于社會保險涉及每一位勞動者，容易找到調查的對象。要求學生圍繞社會保險的任一主題，根據事先準備好的調查提綱，通過小組或個人進行調查。通過學生對社會保險的調查，充分了解社會保險的需求與政策現狀。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四

摘要：民國上海，中西兩種婚戀文化交織并存，開啟了社會生活中婚戀生活的多元局面。這在緊跟時代潮流的同時，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會問題。轟動一時的黃慧如與陸根榮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過梳理與黃陸案相關的歷史文獻記載，以及由黃陸案引發(fā)的社會討論，可以探討民國上海存在的婚戀社會問題。

關鍵詞：近代上海；婚戀史；黃慧如；陸根榮。

20世紀20年代末，黃慧如與陸根榮的婚姻案（以下簡稱“黃陸案”）在上海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各大報刊競相報道與言說的對象，甚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該案件在眾多文學、影視作品中持續(xù)存在生命力。學術界對“黃陸案”也不乏關注。前人論及黃陸案之時，多從以下三個視角出發(fā)：一是該案件的故事性和新聞價值，認為黃陸案不僅揭示了青年男女的戀愛新理念，而且也表明了當時女性追求愛情自由的道路崎嶇坎坷[1]；一是該案歷史文本的演變，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黃陸案”被以不同的形式繼續(xù)演繹，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變成人們的消費對象[2][3]；一是從觀念史的角度，闡述該案呈現的民國時期婚戀觀念、法律觀念、社會觀念沖突[4]。也有學者認為盡管他們的婚姻案曾獲得廣泛的社會關注，但卻難以引起人們的共鳴[5]。這一婚姻案的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呈現了近代上?；閼俜矫娲嬖诘纳鐣栴}。這也使得“黃陸案”存在繼續(xù)探討的空間。本文從“黃陸案”的婚姻悲劇出發(fā)，論述該案引發(fā)的社會討論和呈現的婚戀社會問題。

一、“黃陸案”的婚姻悲劇。

黃慧如與陸根榮的婚戀，被認為是當時上海主仆之間自由戀愛的先導。這一婚姻案的具體過程也充滿了戲劇性。此案男主角陸根榮是當時滬上一男仆（茶房）；女主角黃慧如是湖州富商黃楚卿之孫女。黃楚卿在京病故后，黃家遷居上海，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黃慧如曾就讀于啟明女中。案發(fā)之前陸根榮受雇于黃家，構成了兩者的主仆關系。這一號稱滬上自由戀愛之先導的婚戀，起因卻是婚姻的不自由。黃慧如到適婚年齡之后，時有為她作伐之人，但屢為其祖母所阻。后來，有人為曾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的貝淞蓀胞弟來黃家提親。黃母對此婚事頗為滿意，她考慮到黃之祖母對待婚姻的審慎，打算先令人算過兩人的八字，并將婚事基本談妥之后，再向黃老夫人稟明。至于黃慧如，雖然社交受限，但她也接觸過不少描繪婚戀的小說，加之她到了情竇初開的年紀，對婚戀之事滿是幻想。所以，盡管與貝家的訂婚，一切全憑母親做主，她并不參與其中，但她早已從母親口中得知對方供職于銀行，品貌不錯，而且貝家經濟雄厚，頗有名譽，心暗許之。因此，黃慧如對貝黃婚事充滿了期待，并無異議。然而，黃之祖母得知這一婚事后，卻以門不當戶不對為理由，認為貝家有財有勢，黃家與其身份地位相差懸殊，唯恐慧如嫁入貝家之后，難以融入貝家的生活，從而令其兄長設法拒絕此門親事。黃之兄長即以黃慧如患不育之癥為借口，迫使貝家主動解除與黃家的婚約。婚姻不成致使黃慧如郁郁不振，貝家悔婚的理由更使她羞愧難當?？紤]到民國時期傳統(tǒng)婚姻中有“祭祀”和“繼嗣”這兩大主題，黃慧如認為患不育之癥的謠言傳揚出去，已將自己陷于無法繼嗣之十分難堪的境地，將不會再有人前來提親，因而懊惱不已、悶悶不樂，欲自尋短見。黃家上下均無法開解其心中的積郁。為此，黃家認為家中男仆陸根榮為人機敏，深受雇主信任，遂令陸根榮前去勸說黃慧如，令其放棄尋死的念頭。此外，慧如之兄長亦有若陸根榮能勸慧如放棄尋死的念頭，可以將她嫁給陸根榮之說。至于陸根榮，據《黃慧如親筆日記》記載，自從到了黃家之后，他與黃慧如多有互動：其一，協(xié)助其打發(fā)走胡攪蠻纏的黃包車夫，避免其受到祖母的責怪；其二，掩護其閱讀坊間流行書攤所售之言情小說，使其得以擺脫兄長之責怪；其三，時常與其談笑，并關心其日常所需，諸如買水果之類。此外，陸根榮心存“上進”，希望得到雇主的青睞而改變境遇。黃慧如一方面認識到不育之謠言已使自己無望再許配給門當戶對之好人家，另一方面認為陸根榮為人和氣，性格活潑，而且有情有義，可托付終身，對陸根榮漸生情愫。因此，黃陸二人以此事為契機，朝夕相談，頗為融洽，并私訂終身。到談婚論嫁之時，他們考慮到黃之祖母婚姻觀念之保守，料想在這一舊式大家庭中，難以得到理想的自由生活。另外，黃慧如已有孕在身，若繼續(xù)留在家中，必定會被人發(fā)現其未婚先孕，從而有辱門風。于是，在某日清晨，他們先后離家，一同乘車出走松江，借住旅館，希望組織家庭，結成夫婦。然而，事情卻沒有往自由戀愛獲得美滿婚姻的方向發(fā)展。他們不幸遭遇當地流氓的訛詐，不能在松江久居，隨即前往蘇州，租住在位于護龍街（人民路）的古董店樓上。雖然黃陸兩人深居簡出，但松江的流氓還是追蹤到了蘇州。同時，不知黃慧如行蹤的黃家也在《新聞報》上刊登了尋人啟事。松xxx獲悉后，便前去告知黃家。黃母得知消息后，立即趕往蘇州，并向蘇州警察廳報案。隨后黃陸二人被抓獲，并移解吳縣地方法院檢察處偵訊。法院在未細究詳情的情況下，認定陸根榮誘奸黃慧如，以犯奸科罪論處，判有期徒刑3年。黃慧如則由黃母帶回加以管束。陸根榮不服判決，延請律師宋銘勛提起上訴。盡管宋律師舉證陸黃兩人發(fā)生過戀愛關系，且當時兩人均已成年，并未違背當時的刑律，但是開庭之時，法官仍認為此等自由戀愛之事為“傷風敗俗”之舉，并在詢問詞中充滿等級觀念的色彩，認為陸根榮一個小車夫，勾引良家婦女，是為大逆不道之事。法院不僅沒有改正判罰，反而比原判多加了1年的刑罰。隨后，陸根榮繼續(xù)請宋律師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查閱陸根榮申訴之力主婚姻自主、反對傳統(tǒng)禮教，請求撤銷原判并宣告無罪后，認為不無道理，便發(fā)還原法院“更新審理”。此時，這一案件已經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輿論對宋銘勛陳述的黃陸兩人反傳統(tǒng)禮教、保護工人利益和提高工人地位之言辭頗為擁護。檢察官迫于外界輿論的壓力，改判陸根榮未犯奸科罪，但是，因為他曾幫助攜帶黃慧如所盜家中衣飾，認定他犯了幫忙盜竊罪，判處刑罰2年。為此，陸根榮再次上訴，在律師宋銘勛和社會輿論的幫助下，終于歷經3年取得勝訴，撤銷了所有判罰[6]。由黃母帶回家中嚴加管束的黃慧如，命運又如何呢？已懷有身孕的黃慧如回到上海后，決定前往陸根榮的鄉(xiāng)下老家江蘇吳縣，看望陸根榮的親人，并以陸根榮妻子的身份在陸家待產。產后隨母回滬，黃家宣稱其產后虛弱，經不住舟車勞頓，病逝而終。

二、“黃陸案”引發(fā)的討論。

黃陸案發(fā)生之后，引發(fā)了熱烈的社會討論，使其成為當時不同文化背景之人進行文化宣教的絕佳案例：守舊之人視其為等級不分的有辱門風之事，趨新之士認為這是“婚姻自由”和“打破階級觀念”的典范[7]?？傮w而言，對黃慧如的褒揚多于貶斥，以至于她在醫(yī)院中待產之時，收到不少寄給她的書信，贊揚她為“女界革命的先鋒，自由戀愛的勇將”。在這些被作為宣教范本的表象之下，有人開始思考黃陸案的歸責問題，認為這既有社會風化之不良的原因，又有個人操守的原因，“決非一事一因”如此簡單[8]。亦有人一分為二地看待黃陸案。如時任xxx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邵力子，曾與戲劇專家洪深一同訪問過陸根榮，他認為“黃陸之戀愛，原則未嘗有差，而其行為則不盡可取”。他推測黃慧如之所以與陸根榮出走并甘愿在陸家待產，是因為“事后已至無可如何之地位”，“不得不出此一著，以示高潔”。因此，他指出社會上無論是攻擊黃慧如之戀愛原則，還是褒譽提倡其戀愛過程之行為，均存在流弊，并不妥當[9]56。當時社會上，對黃陸案之本質剖析最深者，當屬《生活周刊》編者鄒韜奮。在參與黃陸之事討論時，鄒韜奮并不認同這是純潔的戀愛，但仍對黃慧如深表憐惜之情。他認為陸根榮和黃慧如并不懂真正的戀愛，這是由“不良的家庭環(huán)境”和“不良的社會環(huán)境”造成的不幸又畸形的現象。首先，當陸黃兩人被抓獲受到解送之時，雖然黃慧如堅決不乘車前往，而是與陸根榮一同步行，承受與分擔相應的“屈辱”與“罪責”，但是陸根榮僅僅心系錢財，三番兩次對黃說他身邊無一個銅鈿；其次，陸根榮并未及時告知黃慧如他已有妻室；再次，陸根榮視黃慧如為被“高等人家”貝家摒棄，若不與“低等”的他“姘頭”，便要終身擱置家中，并將責任推卸到黃慧如身上，在法院申辯時提出“是對方（黃慧如）要和他軋姘頭，他不好意思拒絕”，而非社會輿論為其申辯的打破階級觀念與爭取戀愛自由；最后，黃慧如亦未真正覺得陸根榮可愛，而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并深受傳統(tǒng)從一而終思想之影響，即使早知走錯了，亦打定主意走下去。正是由于家庭環(huán)境的保守與封閉，缺乏“高尚的男女社交的機會”，加之社會對不幸受愚之女子的冷酷，使得深受感情創(chuàng)傷的黃慧如遇到有人對其大獻殷勤，便不慎失足，身陷囹圄[10]。其后，亦有評論認為黃慧如之事罪不在父母，而在社會環(huán)境之惡劣，并倡導青年男女聯合起來打破重圍。該評論提出，以婢為妻為妾之人并不會受到社會之譴責與非笑，而一位自愿嫁給仆人之女子，卻會受到社會輿論之譏笑。這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現，應加以注意[11]。無論是守舊者的謾罵，還是趨新者的推崇，都指向了黃陸案，成為當時眾多知識分子進行趨新或守舊輿論造勢的武器。這無法挽救黃慧如的人生，只能將其一步步推向無法逃脫的婚戀悲劇的深淵。以至于當時有人預測黃慧如的結果已至極其惡劣的境地，無論是否繼續(xù)與陸根榮一起生活，都將了無樂趣[9]50-52。

三、“黃陸案”呈現的社會問題。

從黃陸案的外在形式而言，代際矛盾與主仆之戀，象征著從家庭內部與社會階級兩個層面對傳統(tǒng)禮教的反抗，頗具改革的意味。事實上，黃陸案是民國上海這一過渡時代的產物，以一位女子的不幸呈現了當時婚戀方面的社會問題。輿論對婚姻自由的宣傳與社會對婚姻自由的接納，仍存在錯位與誤解之現象。錯位現象，即輿論宣傳先于社會接納，社會接納滯后于輿論宣傳；誤解現象，即有些青年男女認為傳統(tǒng)禮教下成立之婚姻事實不構成法律約束力，只需兩兩相愿，便可自由戀愛與同居，從而成立自由婚姻。這一現象在當時較為普遍，無獨有偶，與黃陸案發(fā)生之年份相近，也發(fā)生了過渡時代的婚姻悲劇，盡管這一悲劇的主角沒有階級差別，因而未曾像黃陸案那樣受到各大報刊的廣泛關注，但是同樣在婚姻問題上描繪了過渡時代的社會問題。1928年前后，浦東日華紗廠機器間工人川沙人顧德明與該廠女工金招弟發(fā)生自由戀愛、自由同居，并曾延請律師登報謂兩人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招弟之母金吳氏和其贅婿金泉生得知他們同居于交通旅館后，將此事報告給捕房，將招弟領回。因為招弟已經被許配給羅店施阿小為妻室，經過招弟與顧德明之事后，金吳氏難負重責，于1928年11月底送招弟至夫家，先行房，至1929年正月初五日再行結婚禮。然而，顧德明因為金招弟自愿為自己的妻子，卻突然被他人奪取，心有不甘，遂延請律師向地方法院控告此事。法院宣判顧德明所主張之自由婚約，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諦，只能鑒定為自由戀愛，無法鑒定為自由結婚。因此，不予所請，顧德明敗訴[12]。對過渡時代近代上海存在的婚姻方面的社會問題，當時的電影作品也有所反映。1935年上映的電影《新女性》，同樣講述了一個爭取婚戀自由之后的新知識女性的婚姻悲劇。也許因為婚姻之社會問題在藝術表演上具有張力，當時的藝術家在挑戰(zhàn)傳統(tǒng)、構建未來之時，也將其作為元素納入藝術創(chuàng)作之中。它的悲劇性也更加真切地反映了過渡時代的多元文化，以及無法跟上文化變遷的社會生活環(huán)境，曾給當時人帶來的困境，以至使人在思想追求與現實環(huán)境之間進退維谷，從而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對于當時上海存在的這一社會問題，外僑社會亦有所關注。他們認為婚姻自由給中國人帶來了輕松結婚、輕松離婚的奇怪的婚姻形式。他們在爭取婚姻自由的婚姻當事人身上尋找這一社會問題的原因，認為當時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社會問題，是因為尋求婚姻自由的婚姻當事人忽視了從父母等長輩處聽取他們對婚姻問題的參考意見，忽視了婚姻之中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婚前缺乏對對方家庭的調查[13]。在此處，被眾多崇尚婚姻自由的人士多擯棄的父母等長輩的意見，搖身一變成了當時西方人眼中解決中國社會婚姻問題的密鑰。在對待“婚戀自由”與“私奔”這一問題之時，中西社會存在差異。當時的西方社會，在婚戀文化方面，對女性給予更多的寬容與包容。1925年的某一天，發(fā)生了一起在滬西人的私奔事件，在海軍上校查爾斯?馬克斯?科克倫（）的主持下，女主角瑪麗?約瑟芬?格拉布（maryjosephinegrubb）和男主角美國地方檢察官倫納德?g?胡薩爾（）在公海上結婚。最后新娘卻從身在日本的新郎胡薩爾那里收到一封無線電報，聲稱他將在日本滯留三周左右，此后便再無其他信息。雖然這個戲劇性的結局將會震驚上海，但是他們的婚姻通告卻并未讓他們的諸多親朋好友感到意外。此后，未見西方社會有追蹤這一事情的后續(xù)報道。在當時中西方文化對比的語境下可知，黃陸案所代表的民國上海時期婚戀方面存在的社會問題，是多元思想文化交織并存，而又互相排斥的結果，也是思想文化的發(fā)展相對超前，而社會生活的變遷相對滯后的結果。

黃陸案，以一位女子的不幸遭遇引發(fā)了社會的熱烈討論，有守舊者的口誅筆伐，有趨新者的熱烈追捧，也有知識分子的理性分析。以黃陸案為著眼點，去進一步挖掘民國上海的婚戀報道，可以發(fā)現盡管案件主角的身份職業(yè)不一，案件的過程多樣，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都呈現了民國上?；閼俜矫娲嬖诘纳鐣栴}，即多元思想文化交織并存，其間有矛盾、有融合，導致婚戀觀出現多元化，容易讓青年男女迷失其中，無法正確看待“婚姻自由”與“父母之命”之間的關系。如果說傳統(tǒng)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會剝奪男女當事人自主選擇婚姻的權利，帶來婚姻不能自主的社會問題，那么以民國上海為舞臺上演的諸如黃陸案之類的婚姻自由帶來的悲劇，同樣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這一問題值得當時人深思，并影響著當今之人對民國上?；閼賵D景的構建與想象，也可以為當今的婚戀生活提供些許參考和借鑒。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五

1.電子資源。

（二）相關研究文獻概述。

1.關于混齡教育的定義及其特點。

關于混齡教育的定義，趙愛玲的《混齡教育對3歲幼兒親社會行為的影響》（浙江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xx年）一文給出了比較清晰的定義，而浙江師范大學杭州幼兒師范學院的王春燕則給出了更為通俗的解釋。

（1）混齡教育是指將不同年齡階段和發(fā)展水平的幼兒按照一定的模式加以組合，以促進。

幼兒認知和社會性發(fā)展的一種教育方式。確切地說，是把3-6不同年齡的幼兒編排在同一個班級內進行生活，學習，游戲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六

摘要：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各種社會問題紛繁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多變、復雜的社會問題現實給我們的社會問題新聞寫作提出了新的課題。本文在詳細介紹了社會問題新聞特性之后，從三個方面詳細探討了新形勢下社會問題新聞寫作的宏觀把握。

關鍵字：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新聞寫作宏觀把握。

一、引言。

社會問題是社會學上的一個特定稱謂。社會問題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問題，泛指一切與社會生活有關的問題，狹義的社會問題特指社會的病態(tài)或失調現象。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問題一般取其狹義所指。

社會問題新聞的特性是和社會問題的特征和新聞特性的有機疊加。社會問題具有普遍性和變異性，復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壞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會問題信息一旦通過大眾傳媒傳播開去，新聞的表征便會顯現出來，使社會問題新聞呈現出自己獨特的個性。

(1)社會性。

新聞是社會生活的記錄，所有的新聞信息傳播一定程度上都帶有社會的印記，無論這種社會性是強還是弱，是顯在的或是隱藏的。但社會問題新聞與一般的新聞相比，其顯示的社會性無疑更加強烈、明顯和昭然若是。

(2)負向性。

盡管某些社會問題終極意義上對社會進步具有積極作用，如下崗職工問題，農民工問題，但大多數社會問題具有破壞性的特征。所謂破壞性是指“社會問題對社會運行和人們的社會生活具有威脅、損害的破壞性作用?！比绶缸飭栴}危害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破壞了社會的正常秩序。量多面廣的社會問題的破壞性作用，正是引起社會多數成員普遍關注的主要原因。

(3)震撼性。

社會問題新聞以負面、消極信息為主，具有天然吸引受眾注意力的新聞價值要素:反常性、刺激性、煽情性。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問題新聞有著與受眾心理與情感上的接近性。

三、新形勢下社會問題新聞寫作的宏觀把握。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現實對社會問題新聞傳播提出了新的課題，新形勢下的社會問題新聞寫作要力求從宏觀上著眼，從我國社會總體上，社會問題的現狀走勢上把握社會問題新聞寫作的要求，正確地引導公眾輿論，在黨性原則和現有法律法規(guī)框架內促進社會問題解決。

1、正確引導原則。

社會轉型期是社會問題的多發(fā)期。各種新現象、新矛盾、新動向層出不窮，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面對此起彼伏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新聞媒介不能回避，要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主動介入，積極捕捉；另一方面，要冷靜思考，要從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出發(fā)，對社會報道進行理性思考，周密部署，切不可頭腦發(fā)熱、草率從事。

2、促進解決社會問題原則。

我國媒體是黨和政府和耳目喉舌，既是社會問題的監(jiān)測者，又是促進解決社會問題的鼓動者，因此社會問題新聞寫作不但要遵循客觀性理念，使受眾正確認識社會問題，更要遵循有助于社會問題解決的原則，聯系政府和公眾共同解決社會問題。這里筆者將運用社會學上關于社會問題解決的若干原則來分析。

一是社會規(guī)律性原則。認識解決社會問題要以遵循社會規(guī)律為原則。首先，規(guī)律是事物內在的屬性，是事物之間固定的聯系，它不是可觀察、可感知的表面現象本身，而是隱藏于表面現象之后，把握和遵循社會規(guī)律，不僅僅是感知、觀察社會現象本身，而是發(fā)現、認識社會現象內在或背后的聯系。因此，社會問題新聞不能僅僅滿足于現象式的描摹某一個社會問題，而是要透過社會問題表層的簾幕，去探究其實質性的內在，也就是說，社會問題新聞的意義不只停留在使受眾感知這個層面上，而且還要通過解釋分析幫助受眾了解并理解社會問題的來龍去脈、意義、影響，以便做出正確的決策。其次，社會問題新聞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報道最終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而解決社會問題將會涉及其自身的規(guī)律性，解決條件中的規(guī)律性及對策措施中的規(guī)律性，因此，社會問題新聞需要正確把握和運用這三方面的規(guī)律性來引導受眾確定解決對策。

二是社會規(guī)范性原則。報道社會問題時必須遵循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定的社會規(guī)范。社會規(guī)范是人們解決社會問題的準則，是消除不和諧現象，達到社會有秩序狀態(tài)的基礎。堅持這一原則，社會問題新聞寫作必須:第一，分析待解決的社會問題與現存社會規(guī)范之間的關系。許多社會問題現象的產生、內容、表現與存在的社會規(guī)范的狀況有關，認識要解決的社會問題與有關的現存社會規(guī)范之間的關系，有利于認識社會問題現象達到本質，而且是研究這一社會問題解決對策的規(guī)范性的基礎。第二，確定解決社會問題中的社會規(guī)范。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破除、廢除、修正、調整與待解決社會問題有關的現存的那些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范；另一方面是制定、建立與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有關的新的社會規(guī)范，包括明確規(guī)范的內容與選擇規(guī)范的形式。確定社會規(guī)范即保證了社會問題解決對策及實施對策全部活動的規(guī)則性、合理性、協(xié)調性和有效性。

三是遵循社會公眾性原則。社會公眾利益，表現為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

四是堅持社會進步性原則。這是指報道社會問題必須以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為根本目的。新聞媒體報道社會問題，為報道而報道，不考慮自己的報道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這樣的話，往往會有礙社會的穩(wěn)定、進步與發(fā)展。這樣教訓也是不少的。

一句話，受眾的渴求、現實的需要和媒介的責任所系都對媒體社會問題新聞報道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論不能脫離現實而存在，亦不能沉酒于自說自話的虛妄滿足，因此學界理應對社會問題新聞傳播投以關注的目光，追蹤其發(fā)展，針砭其利弊，預測其走向。

參考文獻：

靖鳴:《問題新聞學》，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

喬恩·謝潑德和哈文·沃斯:《美國社會問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朱力:《社會問題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孫本文《社會學原理》下冊，商務印書館，1945年。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七

“政策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工具”，［1］當前我國社會是一個深受公共政策影響的社會。而任何公共政策的產生，不能不說都是由社會問題所引發(fā)的。當社會問題出現時，公眾總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并促使其采取相應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過政策輸出的形式實現對社會問題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認為是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基本路徑，是政府實現對社會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論及公共政策時，基本都強調其對社會問題消解的功能和價值。然而，在實踐過程中，隨著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續(xù)執(zhí)行，我們卻忽視了一個事實:公共政策也是社會問題產生的顯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會問題的同時，又制造次生社會問題的例子在我國普遍存在。例如，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為了防止草場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場承包”政策，在執(zhí)行后卻出現草場資源碎片化的現象，難以實現對草場的統(tǒng)一管理，導致草場的進一步退化和沙化;隨著我國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政策的執(zhí)行，我國“失獨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結構”的出現使得家庭的養(yǎng)老問題逐漸凸顯;我國城鄉(xiāng)二元戶籍政策的形成和實施，流動人口管理問題和“三留人員”問題逐漸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除此之外，我國一些旨在消解社會問題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現了引起新的社會問題的現象，如收入分配政策與貧富差距問題、城市化與“城市病”問題、產業(yè)政策與環(huán)境問題、土地政策與失地農民問題等等。可見，公共問題的產生與公共政策生成之間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從公共政策視角看待社會問題的成因，這不僅能夠拓展我們原有對社會問題“何以形成”的知識圖譜，也能夠使我們更謹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蘊含的風險。當前我國公共政策理論研究中對此還未充分重視。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基于當前我國公共政策的實踐活動，審視和反思社會問題的政策成因，剖析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共政策緣何又會引致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而對此必須要從社會問題是如何被納入我國政府的公共政策議程以及如何轉化為公共政策內容以及如何被執(zhí)行的政策過程中去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把握社會問題是如何在公共政策輸出中被不斷建構起來的或者是隱性蘊含在公共政策之中。

一、當前我國社會問題解決的政策路徑。

二、政策過程視角下社會問題的政策成因。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階段，由于決策程序的諸多不合理，常常導致有些政策風險在制定過程中沒有被發(fā)現或被重視，甚至是在明知有風險的前提下政府仍將其付諸實施，而這樣的政策一旦被實施，政策風險的存在就成為了制造或者擴大一些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內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質量的關鍵。面對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往往會形成不同的備選方案，這些備選方案是面向該社會問題的不同的解決思路和策略，其內容呈現出針對該問題解決的不同的價值取向、資源投入、預期收益以及政策彈性等。對于備選方案的抉擇過程，就是對每個備選方案的利弊進行權衡后進行選擇的過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員的價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質等原因導致所抉擇的方案并非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與社會公眾的長遠利益相背離的，這樣的政策出臺就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也會引發(fā)新的社會問題。政策方案的執(zhí)行、政策方案的調整與終結是政策過程的最后階段，是與公共政策制定階段相對獨立但又相互銜接和依賴的階段，是將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諸實施，實現對社會問題解決的過程。隨著政策的不斷執(zhí)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斷得以呈現和釋放，而經過實踐證明一些政策方案雖然通過執(zhí)行過程逐漸實現了對目標社會問題的解決，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階段的認知局限而出現未能充分預測和考慮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階段的價值偏差所忽視或放任的一些潛在的隱患和后果，在執(zhí)行過程中又不斷衍生出諸多新的社會問題;而一些政策方案則由于在執(zhí)行過程中的偏離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會問題的出現。從應然層面上來看，當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同時伴生新的社會問題時，基于政策現有的“收益—風險”的綜合評估，必須對政策的可行性進行重新審視。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會問題形成的“風險等級高且可控性弱，同時社會公眾對后果容忍度逐漸變弱時”，［7］這樣的政策就必須及時進行調整甚至終結。然而，我國的實際情況卻是:諸多被執(zhí)行的公共政策，雖然早已經被人們發(fā)現與一些社會問題形成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且未來繼續(xù)執(zhí)行所形成的問題風險將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調整或者終結在很長時期內始終沒有實質性進展，政策依然在持續(xù)執(zhí)行。為什么會如此?合理的解釋是，在“主導”的政策過程中政策調整或終結的權力普遍掌控在主體手中，主體對政策效果的評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價值立場是判斷或決定政策是否調整或終結的依據。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當主體認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時，往往會利用科學和技術專家關于一項公共政策的綜合評定報告或是統(tǒng)計數據為政策繼續(xù)執(zhí)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撐，向公眾傳遞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并沒有他們想象中嚴重。在價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學和技術的神圣武裝之下，科學和技術專家關于政策風險的“結論”往往使人不能質疑，甚至是利益受損的政策對象在“結論”面前也開始懷疑自己價值要求的正當性，這就使得政策得以繼續(xù)執(zhí)行。然而，當“價值中立”的科學和技術面對“不能摒棄掉價值判斷”的公共政策時，讓科學和技術理性完全排擠掉價值判斷，讓科學和技術專家的話語權掩蓋和取代政策對象的話語權，對政策看似客觀性的評價實質上就不夠客觀了。更何況是，有時科學和技術專家受制于主體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對政策的評判或是統(tǒng)計數據也并不能完全呈現出政策的所有“事實”，而只是服務于主體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缺少話語權的政策對象，對于政策的調整或是終結始終是一個局外身份，社會問題隨著政策的持續(xù)執(zhí)行而不斷惡化。

三、當前我國社會問題的政策成因反思。

按照代議制治理的框架及其邏輯，公眾在對社會問題治理不可行的情況下為了維護和增進自身的利益通過建立政府來承擔相應的治理任務，而政府治理目的就在于利用自身的專業(yè)化完成公眾關于社會問題解決的委托?？梢哉f，在現代社會治理進程中，政府一直被認為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基本選擇。這意味著，政府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有著難以取代的優(yōu)勢，至少迄今為止是如此。而作為精英的政府人員在解決社會問題時最為習慣而且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運用政策工具。那么，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如何理解我國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去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又在制造新的社會問題?當然，在政策過程中，我們不能說政府主觀愿望上有不斷制造社會問題的追求，因為這樣無政府主義就會成為人們質疑和批評政府的理論武器，政府終將喪失合法性。但是，客觀結果與主觀愿望相反，這就表明“主導”的政策過程包含著某些自動引發(fā)和制造問題的機制。從代議制治理下公共政策所應追求的價值取向來看，作為政府治理工具的公共政策必須要能夠代表和增進作為權力所有者的公眾的公共利益。而要保障公共利益的實現，政府必須在政策過程中對政策全流程進行基于符合社會價值的必要性審查。但是，我國“主導”的政策過程所呈現出的主體牢牢把持和控制政策的局面，主體成為了政策過程建構的唯一主體，而作為權力實際擁有者的公眾在政策過程中只是名義上享有政策建構權，但實際上卻被排斥在政策過程之外，甚至有時缺乏能夠對抗和反對不合理政策的充足能量和有效途徑。如前文所述，由于壟斷了政策過程建構權，主體在政策過程中的知識和技術霸權以及價值偏差的交織影響都常常致使政策價值和社會價值背離、政策效果與公眾所期待的效果背離，而這樣的政策過程又缺乏來自社會力量的有效修正，進而導致危害公共利益的社會問題通過政策而產生。由此可見，主體實質上唯一擁有政策建構權常常是我國因公共政策而形成社會問題的關鍵性致因。因此，要消解為解決社會問題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可能會引致新的社會問題出現的消極后果，必須要實現政策建構權向社會的回歸和擴展，強調政策過程的社會建構，拓展社會公眾在政策過程中的話語權和行動空間。社會建構下的政策過程，就是要讓社會公眾成為政策過程的真正主體，使作為權力行使者的政府和權力擁有者的公眾在合作行動中最終能夠促成經得住社會價值拷問、符合解決社會問題實際需要以及充分考慮和抑制政策風險的公共政策的生成。對于我國而言，良好的政府質量和社會質量是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支持性條件。政府質量是一個廣義政府意義上的政府質量，包括“現代代議制度、現代行政制度和現代司法制度，在中國還包括現代政黨制度建設?！保?］從政府質量角度思考社會建構下的政策過程，必須首先關注當下政府治理理念的改變，應該始終以社會價值作為衡量和抉擇政府行為的前提條件，應重視和強調三點:社會利益的保護、社會利益的改善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在政府治理理念轉變之外，還需要在政府治理實踐層面進行一系列以政府質量提升為目的的改革，重點是進行基礎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參與的政府治理變革。基礎制度的完善強調廣義政府在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之間關系的建構上重視推進尊重公民權利和公民意愿的法律和制度設計、完善公共權力行使的違法審查機制和問責機制、加強政府權力社會監(jiān)督的法治建設、將政策過程的社會建構納入法治范疇等，在社會管理和建設過程中要重視與社會協(xié)同治理下社會力量的培育和壯大;注重參與的政府治理變革是指通過社會參與、社會意見吸納、社會智慧利用等途徑促進政府治理xxx識、共享、秩序和策略的形成，為此政府需要不斷通過提高治理的開放性和拓寬參與渠道為社會參與提供有力支撐?？梢哉f，基礎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參與的政府治理變革，是經濟社會轉型期政府質量提升的關鍵，能夠推動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使之符合現代政府的治理要求并具備現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了政府質量的提升，當始終強調社會價值和重視社會參與成為政府治理的新常態(tài)，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的形成就有了現實的基礎。從社會質量角度思考社會建構下的政策過程，是在實現社會整體進步和發(fā)展的條件下使社會不斷獲取影響和決定政策過程的話語權和行動能力。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的形成所要求的社會質量，內在的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社會參與積極性提升基礎上政策參與的拓展、社會整合基礎上社會能量的增強、社會智慧增長基礎上政策過程的增效。社會參與積極性提升基礎上政策參與的拓展是社會公眾認知到在政治與行政生活中的主動參與是維護和實現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從游離于政策過程之外對整個政策過程漠不關心的“消極參與”轉變?yōu)椤胺e極參與”，為此還能夠不斷在政策參與中主動培養(yǎng)自身的參與技能并積累參與知識，逐步形成品質保證和自覺遵守的參與模式，這就要求社會本身在公民社會成長下通過民主教育、權利意識的啟發(fā)以及各種公共生活的參與等途徑有意識地培養(yǎng)和訓練公眾的參與精神;社會整合基礎上社會能量的增強是通過促進異質的社會個體在公共事務合作治理中的相互接觸、交流、碰撞與融合，構筑起相互的認同感和信任感，使每個社會個體轉變?yōu)椤袄婀蚕?、責任共擔和有社會公益感的社會成員”，［9］在合作過程中使松散社會越發(fā)趨向于整合，實現社會自身力量的不斷積聚和壯大，進而在政策過程中能夠以充足的能量與政府抗衡和博弈，不被政府所任意忽視或是排斥在政策過程之外;社會智慧增長基礎上政策過程增效是隨著教育水平提升、知識傳播媒介廣泛被社會利用、實踐經驗不斷累積等過程使社會個體不斷實現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增長和積累，在政策過程參與中通過社會智慧資源的融入，與政府共同形成最優(yōu)的政策方案，或者及時洞悉和彌補政府所制定政策方案中的偏差和漏洞?？梢哉f，在社會參與積極性提升、社會能量增強和社會智慧增長等要素推動下所帶來的社會質量的提升，是社會本身進步和發(fā)展的重要標志，更是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沒有社會質量的提升，社會建構下政策過程的形成就只是一種治理的幻景和想象，即使政府將其作為治理策略和目標，而社會本身若是在政策過程中表現得力量分散、態(tài)度消極且智慧資源儲備不充分，真正擁有和具備在政策過程中的話語權和行動能力則無從談起，在政策過程中也就難以有所作為。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八

摘要：世界貿易體制是最為發(fā)達的國際制度之一，擁有完備的實體性規(guī)范和發(fā)達的決策與爭端解決制度。出于自身價值的考慮，社會問題領域積極牟取借用世界貿易體制，主要是通過借助世界貿易體制的立法制度來進行本問題領域的制度建設，也通過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制度來保障制度的執(zhí)行。然而，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的外溢對于世界貿易體制自身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不利，而且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也會產生不公平的后果。

關鍵詞：世界貿易體制；外溢；社會問題。

界貿易體制無疑是當今最為發(fā)達的國際法律制度之一，其發(fā)達不僅僅表現在實體性規(guī)范的廣泛與完備，還表現為包含在立法制度與爭端解決制度中的非實體性規(guī)范的發(fā)達。在國際領域，發(fā)達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問題的需要，經常外溢到其他問題領域，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的外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設較為落后的國際社會問題領域一些問題長期得不到有力的解決，然而通過成為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新議題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為世界貿易體制下管理的問題，然而在實質上借助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與爭端解決制度來追求其原本問題領域的價值或者政策目標。這是現階段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外溢的主要動力。

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制度還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會問題的國際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貿易制裁的規(guī)定作為強制守法的威懾手段和違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這種制裁可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協(xié)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種貿易制裁的實施國和對象國可能都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從而引起世界貿易組織下的爭端并被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判定要更改為與世界貿易組織協(xié)定相符。這樣的情況，等于剝奪了某些社會問題國際制度的威懾手段和強制措施，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非常不利，導致社會問題國際制度無法有效地維護其規(guī)范的權威。社會問題如果能夠成功地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運用貿易制裁的強制手段來維護本問題領域的價值。

一、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有兩個明顯的好處：一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規(guī)定較為完善，再加上其成員眾多，大大減少了達成為眾多國家接受的國際協(xié)議的成本；二是對于因為利益分歧而很難達成協(xié)議的問題，可以通過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與貿易問題進行利益交換從而達成協(xié)議。這樣極大地節(jié)約了非貿易問題制度建設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規(guī)范，還幫助分歧較大問題的解決，有助于其實質性規(guī)范的形成，最終推動本問題領域價值的追求。

社會問題領域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規(guī)范當然也具有同樣的好處。雖然知識產權問題不屬于社會問題領域，但是由于知識產權問題是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guī)范最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guī)范的情況。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生效以前，雖然存在關于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國內法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還是具有較大的自主性，不發(fā)達國家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普遍較低?！杜c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而這種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guī)范的情況下是較難實現的。

以《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第31條為例，該條的制定對各國國內法的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做了嚴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該條規(guī)定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專利強制許可制度要遵守的12項條件，給強制許可的實施增添了困難。而且該條表述較為含糊，可能是發(fā)達國家對于發(fā)展中國家妥協(xié)的結果，但是含糊的用語也存在進一步加強該條對國內強制許可限制的可能。

在trips生效前，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明確規(guī)定了專利的強制許可?！栋屠韫s》第5條是最為普遍適用的關于專利的強制許可的國際知識產權規(guī)范，其規(guī)范的內容主要是承認了專利的強制許可，并限制了專利的撤銷。從專利的強制許可被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承認開始，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框架下，針對限制或者禁止專利強制許可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過，但是一直沒有對《巴黎公約》第5條中規(guī)定的專利強制許可形成實質性的限制，更不用說禁止了。一俟trips協(xié)定生效，就對專利強制許可形成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中不能產生的規(guī)范，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產生了。

現實情況也說明了trips協(xié)定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如在藥品專利領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過100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不保護藥品專利的，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這些國家都要保護藥品專利。而2000年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以《巴西工業(yè)產權法》違反trips協(xié)議為由要求與巴西進行磋商，更是驗證了trips協(xié)定不但提高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更是給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安裝了牙齒。

環(huán)境問題是屬于社會問題領域中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制度最為成功的一個問題，世界貿易體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提出了與貿易有關的環(huán)境問題。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組織的總憲章《關于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協(xié)定》在其前言確定不疑地將環(huán)境保護、稀缺資源的維護和可持續(xù)性發(fā)展列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目標。此外，各國部長同時還簽署了《貿易與環(huán)境決議》，并在《服務貿易總協(xié)定》、《農產品協(xié)定》、《衛(wèi)生檢疫協(xié)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xié)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中提及環(huán)境問題。此后，世界貿易組織的部長會議產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談到貿易問題。然而，由于世界貿易體制下產生的關于環(huán)境問題的規(guī)范基本上屬于不可適用的規(guī)范，很難說環(huán)境問題對于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guī)范的借用產生了實際的結果。

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

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最終就是依靠授權貿易減讓的撤銷來保障爭端解決結果的執(zhí)行。這種經過授權的貿易減讓的撤銷事實上就是一種貿易報復，爭端解決機構在通過的專家組或者上述機構的報告之后，違法成員應該根據爭端解決機構的決定糾正自己的違法行為，如果違法成員不執(zhí)行爭端解決機構的決定，那么就要面j臨經過授權的受害成員的報復。。由于這種報復機構成員方全體授權，違反成員無法針對授權的報復進行反報復，否則就是對于世界貿易體制和成員方全體的挑戰(zhàn)，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授權報復的有效性。再加上這種授權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貿易領域包含的范圍內進行交叉報復，使得受害方的報復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戳到違法成員的痛處，進一步增加了授權報復的有效性。如果社會問題制度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報復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為自己所用，加強保障本制度的執(zhí)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范規(guī)定的例外范圍內，實施貿易限制措施屬于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范的行為，很可能引起世界貿易組織下的爭端并被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判定要更改為與世界貿易組織協(xié)定相符。在這樣的情況下，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能夠避免自身的貿易制裁強制措施被世界貿易組織判斷為非法。

有人建議世界貿易組織不應該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在適用法律的時候，應該把世界貿易組織協(xié)定當作整個國際法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來看待。這種觀點如果成立，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制度中的貿易制裁強制措施在世界貿易組織下違法的問題，使得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不再顯得那么迫切。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許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則來規(guī)避其在其他國際法制度下承擔的義務，那么其他國際法制度中的強制手段無疑是形同虛設，其權威和效力無疑大打折扣。而且當這些其他的國際法制度所維護的價值高于貿易價值時，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國際強行法時，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則對于其權威和效力的減損更是不能夠容忍的。況且國際法分支數量越來越多，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也越來越多，整體確實需要一定的協(xié)調機制，以確保其相互銜接，化解其沖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備的協(xié)調機制建立之前，國際法的碎片化現象是不容否認的。而且國際社會并沒有對不同國際法規(guī)則的位階達成共識，國際強行法的概念和內涵也頗有爭議(賈海龍，2008)。總而言之，現在還沒有較好的辦法來解決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則與其他國際法規(guī)則的沖突。由于世界貿易組織的強勢地位，就會出現本文導論中鮑威林所講的“吸塵器”現象，凡是受到貿易損失的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不管這種損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況下都會積極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制度，以求得貿易利益的保全。當然這種情況不僅僅發(fā)生在其他國際法制度使用貿易措施的時候，很多情況下屬于根據國內法使用貿易措施來貫徹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加入與貿易關系比較遙遠的新議題，則可能是一種逆向思維的結果，用以解決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國際法規(guī)則的沖突。既然世界貿易組織吸人其他與貿易有關的爭端，為什么不以“與貿易有關”的名義，把其他國際法規(guī)則、特別是社會問題制度納入到世界貿易組織之中，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明確規(guī)定這些國際法規(guī)則與貿易規(guī)則的關系，這樣反而能夠維護這些國際法規(guī)則的效力，實現其要保護的價值目標。而且這種作法不僅僅使這些國際法制度擺脫了獨立于世界貿易組織之外時無法利用貿易制裁作為強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國際法整體協(xié)調機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國際法規(guī)范“鉆進”世界貿易組織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相對較為完善的爭端解決結果的強制機制，增強其規(guī)范的效力。

對于非貿易問題借助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除了知識產權問題有過幾次不成功的嘗試，基本上還沒有出現過實例。非貿易問題中的社會問題在借助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方面也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成績，不過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貿易體制爭端解決機制的動因的存在，相關嘗試和努力是不會停止的。

三、世界貿易體制新議題的歷史與命運。

全面借用世界貿易體制的最為典型的嘗試一直是通過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加入關于社會問題的形式進行的，由于這些議題不屬于傳統(tǒng)多邊貿易談判的內容，所以和其他一些過去多邊貿易談判沒有涉及到的議題，被稱為新議題。

在gatt的發(fā)展中，勞工權的保護一直是由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推動，但是一直遭到發(fā)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所以在世界貿易體制中，勞工權問題根本沒有被列人談判的議題當中，其借用世界貿易體制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而環(huán)境保問題由于在20世紀70年代后引起國際社會的逐漸重視，作為致力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的世界貿易體制，不免要涉及到貿易與環(huán)境之間矛盾的問題。最初的接觸是1972年斯德哥爾摩大會前夕。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會同意建立環(huán)境措施與國際貿易工作組(emit)，其成員資格對所有締約方開放。貿易與環(huán)境的關系第一次在gatt內部被擺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間，環(huán)境政策對于貿易的影響逐漸增大，而隨著貿易量的增加，貿易對環(huán)境的影響也日益廣泛，這引起了一系列的討論。如烏拉圭回合談判提出了與貿易有關的環(huán)境問題，并在《服務貿易總協(xié)定》、《農產品協(xié)定》、《衛(wèi)生檢疫協(xié)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xié)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中提及環(huán)境問題。

不過，在環(huán)境保護問題上，各個國家的意見分歧也比較大，特別是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利益沖突，所以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部討論環(huán)境問題，一直也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就開始醞釀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判，勞工權和環(huán)境權的保護再次作為候選議題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開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一次部長會議，由于美國和歐盟等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堅持，發(fā)展中國家的立場有所松動，《新加坡部長宣言》中寫入了有關勞工權的內容。到了1998年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第二次部長會議，美國總統(tǒng)xxx發(fā)表演講，強調在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中要包括貿易與勞工標準的“新議題”。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在美國城市西雅圖舉行，在會議上，美國總統(tǒng)xxx再次公開提出將勞工標準納入新一輪談判議程，并首次表示要對違反勞工標準的國家實行經濟制裁。這與1996年世界貿易組織《新加坡部長宣言》中緩和的措詞、中立的態(tài)度是嚴重不符的，因此泰國、印度、巴西等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代表指出，發(fā)展中國家的權利不被尊重，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在用勞工問題向發(fā)展中國家施壓，強烈反對把勞工問題納入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議程。由于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在勞工權問題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會議，發(fā)展中國家堅決反對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討論勞工權問題，勞工權問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文件中就再也沒有出現了。從世界貿易組織第一次部長會議開始，環(huán)境與貿易的問題都出現在《部長宣言中》，根據啟動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的《多哈部長宣言》，環(huán)境與貿易問題成為新一輪談判的正式議題。關于這一議題的新一輪談判將涉及：現行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則與多邊環(huán)境協(xié)定規(guī)定的具體貿易義務之間的關系；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委員會與多邊環(huán)境協(xié)定規(guī)定的具體貿易義務之間的關系；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委員會與多邊環(huán)境協(xié)定秘書處定期交換信息的程序；減少或消除環(huán)境貨物和服務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此外，宣言要求cte對下列問題給予特別關注：環(huán)境措施對市場準入的影響，尤其是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影響；trips有關條款與環(huán)境的關系；環(huán)境標志問題。

隨著多哈回合依然處于休眠期，世界貿易體制新一輪談判暫時對于生命健康、勞工和環(huán)境等議題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過，多哈回合的屢次部長級會議對若干社會問題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說在非實在法層面以及對未來的影響方面，多哈回合發(fā)起和談判過程中進行的新議題談判努力沒有任何作用。

當然，這種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對未來新議題加入世界貿易體制的影響上，還體現對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的影響。以環(huán)境問題為例，從gatt時期的“金槍魚——海豚”案到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的“汽油標準”案、“美國——海蝦海龜”案及“歐盟——石棉”案，世界貿易組織／gatt的專家組與上訴機構明顯朝著重視環(huán)境保護的方向發(fā)展。鑒于世界貿易組織／gatt在爭端解決中對待這個問題態(tài)度的變化對締約／成員國影響最直接，而且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常設的上訴機構對案件結果及后繼類似案件影響巨大。。事實上，如果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構通過案例法確立了追求社會問題價值的規(guī)范，那么就等于通過法官立法的途徑把社會問題納入到世界貿易體制下，允許社會問題借助世界貿易體制進行制度建設(thomascottier，2003)。

四、結語。

世界貿易體制的外溢固然體現了世界貿易體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歐洲一體化由經濟貿易逐漸外溢到政治軍事領域一樣，體現了歐洲共同體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歐洲一體化在世紀之交限于停頓，顯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脅制度本身的危險，世界貿易體制如果納入復雜的社會問題，可能導致世界貿易體制受到拖累，甚至導致崩潰。那么，社會問題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貿易體制解決自身的問題，而且原本得到較好促進的貿易價值也受到損害。這是世界貿易體制外溢的現實危險，值得我們注意。

而且，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的溢出，還存在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嚴重的利益沖突。一旦社會問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制，發(fā)展中國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會問題的管制水平，其國內企業(yè)的生產成本就會相應提高，并因此對其國際貿易產生負面影響；而本來國內社會問題管制水平較高的發(fā)達國家則不會增加國際貿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對降低。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問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制，等于世界貿易組織原來的談判結果進行了有利于發(fā)達國家的修改，這是不公平的。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一員，允許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體制，從自身的利益考慮，也是不明智的。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九

1946年邊區(qū)政府召開生產會議，對工商業(yè)負擔確定了兩個原則:一是工商業(yè)負擔應與農業(yè)負擔看齊，二是工商業(yè)負擔以其純收入為標準，小商負擔一般要占其純收入20%，中商40%，大商60%。依此原則，制定了《1947年晉綏邊區(qū)修正營業(yè)稅暫行條例》，并于1947年3月公布。與以前的條例相比，其對營業(yè)稅征收影響最大的是營業(yè)稅征收范圍和征稅標準的變化。第一，營業(yè)稅的征收范圍。關于課稅人的范圍，該條例規(guī)定:“凡在本區(qū)境內經營工商業(yè)者，均須依規(guī)定繳納營業(yè)稅”;“凡在邊區(qū)境內從事牲畜買賣者，不論公私均須交納牲畜買賣稅”;“凡在邊區(qū)市場上買賣糧食者，不論公私均須經當地稅務機關設立之過斗人員統(tǒng)一過斗，并交納糧食買賣手續(xù)費”;“城鎮(zhèn)兼營工商業(yè)與農業(yè)者，其工商業(yè)收入部分計征營業(yè)稅，其農業(yè)收入部分，計征公糧”;“為逃避負擔，不占門面，進行不定期之貿易者，應在其所在地做交易時征收營業(yè)稅”。[4](p299－300)第二，營業(yè)稅的征稅標準。該條例規(guī)定:“營業(yè)稅按其收入之多寡，本累進稅率每年征收一次，不滿一年者，按月計征。營業(yè)稅之起征額為10萬元，起征率為10%，最高率為42%，42%以上不再累進。但601萬元以上之商戶，與一般商戶比較負擔過輕者，亦可酌情增加稅率?！盵1](p712)條例公布后，3月20日執(zhí)行，并限4月5日前完成任務，“執(zhí)行中又提稅率，從42%提到60%”?！案鞣N牲畜(牛、驢、騾、馬、駱駝、豬、羊)之買賣成交后，買主須從價交納5%的牲畜買賣稅。凡糧食買賣經稅務機關設立之過斗員過斗成交后，賣糧人須從量交納3%的糧食買賣手續(xù)費”?！暗刂?、大商等富有者，其總收入不論多寡，均以最高稅率征收之”[4]p300)。此時，已將地主和大商人的性質等同起來。與以前相比，1947年營業(yè)稅征收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征收標準的變化上，征收額度和征收比率大大提高。征收標準為總收入按比例累進征稅，改變了過去以純收益征稅的標準，并且大幅度提高營業(yè)稅稅率及累進幅度，實行了“高壓強制”式征收。雖然該條例規(guī)定營業(yè)稅最高率為42%，但條例于3月20日執(zhí)行，竟要求4月5日前完成任務，因此導致了“執(zhí)行中又提稅率，從42%提到60%”。由于種種原因，邊區(qū)政府不顧工商業(yè)發(fā)展實際情況，令各區(qū)連續(xù)增加任務，如“一分區(qū)原分配30000萬元(系邊區(qū)本幣，下同)，增加后完成44037萬元;三分區(qū)原分配63000萬元，后提到1360000萬元;六分區(qū)原分配30000萬元，最后完成168800萬元。全邊區(qū)共分配171500萬元，完成928417萬元，超過原數的四倍半弱”。不僅如此，還提前預征1947年度營業(yè)稅，這樣的做法，無異殺雞取卵，“造成了商人恐慌，商業(yè)倒閉，市面蕭條的嚴重惡果”[4](p44－46)。工商業(yè)經濟的急劇萎縮，造成貨物奇缺，市場蕭條，物價高漲，交易不便，數年來大力發(fā)展的自給自足經濟受到嚴重損害。不難看出，1947年對征收標準、征收額度和征收比率的規(guī)定是錯誤的。究其原因，除了為解決龐大的軍事開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共識外，還有以下兩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邊區(qū)政府對不同經濟性質錯誤的認識。將較大工商業(yè)者等同于地主，將中等工商業(yè)者等同于富農，然后根據套用的成分確定稅率，從而“征收毀滅性的工商業(yè)稅”[5](p296)。第二個方面的原因在于領導者制定條例時，存在著對商人的報復思想。他們認為:“商人幾年來負擔太輕，生活水平比農民高，而且一部分商人又是地主富農轉化來的，有些商人與地主富農分子，又時時鉆我們的空子，投機取巧，盜竊情報，挖取革命財富。”基于這種認識，他們認為商人負擔應該重一點。他們仇視商人，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賺錢獲利一面，不管其消耗與缺損。

1947年營業(yè)稅征收引發(fā)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邊區(qū)政府對工商業(yè)者增加稅收無可厚非，但不顧工商業(yè)發(fā)展實際情況，對工商業(yè)者實行殺雞取卵式征收，不但直接影響到工商業(yè)的生存和發(fā)展，更為嚴重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導致工商業(yè)者對黨和邊區(qū)政府的不滿，并由此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一)工商業(yè)負擔沉重導致大量破產倒閉在1947年，營業(yè)稅征收雖然在邊區(qū)政府帶有強制性的說服動員下，超額完成了任務，但工商業(yè)者負擔達到極點，導致大量工商業(yè)破產倒閉。負擔沉重，一方面體現在稅率方面。1944年的條例規(guī)定最高只征收純收益的20%，1946年提高到25%，1947大幅度提高，最高征收其總收入的42%，但在實際執(zhí)行中最高達到了60%。二是在數額上違反條例規(guī)定，屢次增加任務，有的增加半倍左右，有的增加了八倍半。[2](p211)據對崞縣的調查，最初規(guī)定“營業(yè)稅任務為2000萬元，后來屢次增加，竟然增加到15000萬元。結果20戶較大商戶負擔12086萬元，占總稅稅款的88．8%，致使7家較大商號停業(yè)”。然而，稅務分局緊接著又布置征收1947年停業(yè)戶的營業(yè)稅，“并決定按各戶財產70%征收”[4](p61)。如此稅率，與沒收財產無異。不僅如此，晉綏邊區(qū)還進行預征1947年的營業(yè)稅，邊區(qū)分配的任務按去年負擔數字(1100石米)預借1/3，共預借小米406石，還有約800石要負擔，有些商戶根本不敢做買賣了。“不幾天工夫，就xxx二三十家?！睋y(tǒng)計，“1947年因征收營業(yè)稅而停業(yè)占總停業(yè)戶數的41．8%，因懲治奸商停業(yè)的占總數的8．4%，因而停業(yè)者占30．7%”[4](p68)?？梢姡瑺I業(yè)稅的過度征收嚴重損害了工商業(yè)者的利益，阻礙了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二)商民間負擔不平等，影響工商業(yè)合理發(fā)展以崞縣為例，為超額完成專署分配的30000萬元，進行評議會評議?！?0戶較大商戶負擔12086萬元，占總稅款的88．8%;20戶小商販負擔160萬元，占總稅款的0．9%?！贝h在生產供給會議后，縣政府領導把地主、商人并提，3月份分配任務2000萬元，4月份增加到10000萬元，不久又增加到20000萬元。征收中專署又來指示，要完成40000萬元，還要求不受此數字限制，征收結果完成數為65000萬元。征收辦法為，組織16名中小商的評議會，評時不宣布任務，只是暗示他們往高評。采取的策略是依靠小商，團結中商，打擊大商戶。并告訴評議員，如給大商戶評不上去，就會加重中小商的負擔任務。如此不斷增加，中小商怕加在自己頭上，便盡量往大商戶頭上加。當時評議員們說:“反正大商戶是個垮，寧愿垮一家大商戶，不愿垮10家中商?！边@說明了當時一種不實事求是的精神，結果40戶較大商戶，即負擔57277萬元，占總負擔的88%。但對小商則采取了一種不正當的態(tài)度，評的收入還比自報收入低?！叭缂搅稚阶詧?60萬元，評為40萬元;申其昌自報250萬元，評為60萬元?！边@顯然是有意偏袒小商，加重大商負擔。這樣一來，一般較大商戶，均恐懼失望。有的商人均大散物資，向外面轉移財產，有的財產轉移以后即逃往敵區(qū)?？偟膩碚f，“大商逃跑停業(yè)，一部分化形隱蔽，觀望風聲，中商停滯不前，怕‘拔了高粱露出黑豆’，大商完了，負擔就到他們頭上，小商雖稍有發(fā)展，但貨物驟減，市面已大為冷清”[4](p63)。(三)商民和黨、邊區(qū)政府關系緊張由于過度征收營業(yè)稅，懲治奸商過程中錯誤粗暴行為以及一連串的壓力所帶來的負擔，工商業(yè)大量停業(yè)。工商業(yè)者對黨和邊區(qū)政府怨聲載道，不滿情緒日益滋長。邊區(qū)政府指示按總收入60%的高稅率征收，并不斷的增加任務，“各地商人由叫重而不敢叫重，有些負擔戶則死拖不交”。1947年稅務局布置征停業(yè)戶之總財產70%的稅后，商人反映:“我們想垮也不敢垮了，垮時就按總財產征70%，等于全交了公家，不如還作著?！盵4](p59－61)1947年預征營業(yè)稅政策出臺后，有些商戶就不敢作買賣了，并說:“xxx是要農不要商”;“政策就是要把商人搞垮”;“地主商人田忠信、梁春生等數人在院內一面飲酒，一面大罵xxx，大商聚興瑞全體伙友九人，每日賣多少，吃多少，恣意消耗，一文不留，直到剩下幾件家具，然后散伙?！盵4](p65)在所謂的“懲治奸商”過程中，由于什么是奸商也無明確條件，執(zhí)行中未分清是非輕重，以為“無奸不商”。對奸商進行強制扣押，并嚴重損害了商人的人身權利。如“崞縣上午計劃了7家，下午便引上公安局人員去商家檢查，被扣審訊11家37人，商人一時莫名其妙”[4](p66)。在評議分配任務時，為防止商人逃跑，“在代縣縣城，經調查評議決定各戶數字后，即突然扣起大中商戶42人，然后才給他們宣布任務。并對商人采取了肉刑拷打、逼繳稅款的手段，王朝士、石東仁等便是如此處理”[4](p64)。如此做法，使邊區(qū)商人不僅經濟負擔沉重，經濟遭受重大損失，更為嚴重是造成了人身傷害，使社會上一般商人恐懼與不安，對xxx和邊區(qū)政府不滿情緒日益滋長，使黨、邊區(qū)政府與商民關系空前緊張。

問題的解決。

晉綏邊區(qū)在總結過去征收營業(yè)稅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按照xxx中央《關于工商業(yè)政策》中指出的“發(fā)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方針，逐步糾正1947年營業(yè)稅征收中的錯誤，并于1948年公布了《晉綏邊區(qū)修正營業(yè)稅暫行條例》，開始對營業(yè)稅進行改革。(一)晉綏邊區(qū)行署和晉綏稅務分局作了檢討，糾正1947年營業(yè)稅征收錯誤根據中央的指示和的報告，晉綏分局與行署對工商業(yè)政策均作了檢討。晉綏邊區(qū)政府在1948年的《行署關于發(fā)展生產的指示》中說:“我們領導在反封建的潮流下，對工商業(yè)采取了冒險的政策;為了適應戰(zhàn)爭的要求，缺乏群眾觀點與財政觀點統(tǒng)一的認識，也缺乏按照實際情況規(guī)定自己的工作計劃的思想方法與工作作風。實際工作檢查，證明了去年生產供給會議所規(guī)定的各種方針，除稅收政策外，基本上都是正確的?！痹趫?zhí)行過程中，一些人認為，“xxx時期，商人生活舒服，對xxx沒有貢獻”;“商人不知亡國恨，商人沒有民族意識，他們走私漏稅，販賣假貨，應該嚴重懲處”。[4](p63)因此產生一種仇視報復心理，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賺錢獲利一面，不管其消耗與缺損。在征收過程中又不按條例征收，任意加征，使工商業(yè)者負擔沉重。晉綏邊區(qū)在檢討的同時，指示各地區(qū)迅速檢查糾正執(zhí)行政策中的偏向與錯誤。“凡超過1946年所頒布之營業(yè)稅條例而超征之稅款，不論其經營者屬于何種成分，均應一律退還。”為促進工商業(yè)負擔的公平合理，對營業(yè)稅的征收“改定以純利為計征標準，確定1947年度營業(yè)稅按最高不超過純利的30%再折半計征;如某些工商業(yè)有特殊苦難，還可呈請行署免征1947年度營業(yè)稅;各地不得預征營業(yè)稅”。根據指示中所規(guī)定的原則和具體辦法，估計共需退還本幣1277325萬元，合標準布51093匹，合小米42577．5石。以當時征到的營業(yè)稅折成標準布與計劃應退標準比較，則這次退布數占原征稅布數的44%，即此次退還原征稅的44%。[2](p214)(二)調整營業(yè)稅征收政策，減輕稅負，簡化手續(xù)，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yè)同等對待1948年公布了《晉綏邊區(qū)修正營業(yè)稅暫行條例》，開始對營業(yè)稅進行改革。新條例的改革主要在于“取消了過去按總收入計算的累進比例征收制度，而代之以資本額多寡累進定分‘固定任務，平均分配’的民主征收辦法。負擔原則，對工礦業(yè)負擔最高不超過純收益20%，商業(yè)負擔不超過純收益25%”[4](p316)。改變過去查帳、翻底子、計純利的做法，消除工商業(yè)者顧慮，調動他們生產積極性，大膽發(fā)展工商業(yè)。為了方便農村納稅并照顧平等定分的困難，新條例規(guī)定:“農村專營之各種作坊(油、粉、磨、氈房)與專營之小商販、運輸、手工業(yè)者之營業(yè)稅，在征收公糧同時，由區(qū)村政府負責征收，但不平等定分，以其純利不超過15%比例計征。屬于專門販賣業(yè)者，以其純利最高不超過25%比例計征?！贬槍σ郧皩Φ刂?、富農的偏激政策，為了防止再度侵犯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yè)，新條例還專門規(guī)定:“地主富農經營之工商業(yè)，應同樣受保護，同樣按條例征收，不得歧視?！盵2](p200)(三)動員干部下基層，依靠群眾和商人糾正錯誤，重新贏得群眾和工商業(yè)者的信任根據xxx和邊區(qū)政府的指示，各地的糾錯工作一般首先是動員各級干部負責同志親自深入下層，并配合工作團與下面干部積極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宣傳教育工作。然后召開各種商人會議，廣泛深入地宣傳我黨工商業(yè)政策，同時組織群眾性的調查討論與糾正退款等工作?！叭缗R縣商人大會經過宣傳教育后，商人活躍起來，有個商人便直接找到劉專員給他們解決問題?！睘槌浞秩〉萌罕姾蜕倘说男湃危诮涍^宣傳教育后，“接著經過群眾路線，組織商人的小組會、貧雇農會、市代表會、評議會和商人大會，進行調查評議與反復評議，把過去征稅、懲奸和三項工作的偏向與錯誤加以研究，對商人處理不當或負擔過重的，均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解決各種問題”[4](p72)。通過政府、群眾、商民等共同的努力，“五寨城關經過宣傳教育已退完，計退戶為70戶，占負擔戶的29%。代縣共退兩次，第一次已退一部分。進過宣傳政策之后，即宣布1947年預借稅全部退還，并分二期付給”。宣布后，群眾皆大歡喜說:“xxx打人厲害(即征的重)，退的也周到?！盵4](p73)當即有30戶準備復業(yè)。通過以上努力，晉綏邊區(qū)由“營業(yè)稅”過度征繳而引發(fā)的各種社會問題也相應地得到了較為妥善的解決，黨、邊區(qū)政府與商人關系得到大大改善，使邊區(qū)商業(yè)重新活躍起來。據臨縣稅務局1948年《關于各市鎮(zhèn)目前工商業(yè)發(fā)展情況的報告》說:“從2月10日到4月5日，55天中恢復與新增加的就有66家，榆林村高等云等，把數年來沒人占而破爛了的六七間鋪房都修整起來，至現在二道河與市場街兩個主要市場已再找不出空房。每逢集日，街市上也擁擠得很?！盵2](p214)再如“代城商人于1948年元宵節(jié)前后自動召開了三天繁榮市場大會，調劑物資，供給農民春耕必需品。……大街上，共計有226家，其中66家是整頓市場退款后才復業(yè)或新開的。小攤子共有181家，攤上盡擺的土布、山貨、農具等農民實用的東西，四鄉(xiāng)翻身農民盛贊這一新氣象”?？梢姡ど虡I(yè)者積極性提高，市場得到重新活躍，不僅有利于農民和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更重要的是為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

邊區(qū)政府為實現農商負擔的公平合理，保證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加重對工商業(yè)者的稅收負擔亦具有合理性。對此兩難問題，要做到既合理又合法，務必要把握好一個合理的尺度，始終堅持以發(fā)展民生為根本。盡管1947年對工商業(yè)實行“高壓強制”式的營業(yè)稅征收問題，只是黨在某個地區(qū)局部執(zhí)政時期發(fā)生的特殊事件，但其留給我們的教訓和啟示卻是十分深刻的:民生問題是人民群眾關心的最基本的問題。關系國計民生的工商業(yè)發(fā)展狀況事關民生問題全局，對于一個經濟體而言，過重稅負不僅會影響經濟體的活力和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影響到民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問題，關系到民心向背問題。所幸的是中國xxx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教訓、不斷走向成熟的黨，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發(fā)現征稅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后，能夠及時糾正錯誤做法，從而使工商業(yè)重新恢復活力和生機。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十

近年來,隨著探索新形勢下維護穩(wěn)定工作的特點和規(guī)律的不斷深入,切實解決了一批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突出問題,平安建設工作得到強力推進,經濟社會得到協(xié)調快速發(fā)展。但是由于目前正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fā)展的關鍵時期,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新情況、新問題也不斷出現,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突出問題和潛在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甚至還比較尖銳。歸納起來,當前不穩(wěn)定問題呈現出面廣量大、觸發(fā)點多、突發(fā)性強、升級快、主體多元化、內容復雜化、形式多樣化的態(tài)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違法犯罪活動繼續(xù)呈高發(fā)態(tài)勢。一是刑事犯罪總量仍在高位運行。二是殺人、綁架、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增多。三是侵財犯罪和經濟犯罪大幅增長。四是青少年犯罪、流動人口犯罪占相當大比重。

(二)信訪形勢不容樂觀,信訪總量仍在高位徘徊。一是數量上升,規(guī)模擴大。二是涉及行業(yè)多,主體成分多元化。三是集體上訪、越級上訪呈高發(fā)態(tài)勢。四是城區(qū)上訪問題突出。

(三)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結構性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突出。一是企業(yè)改制進入攻堅階段,難度進一步加大。二是城鎮(zhèn)建設全面鋪開,觸動不同群體之間利益關系。三是經濟發(fā)展與土地供求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特殊群體情緒不穩(wěn),活動頻繁。五是涉法涉訴反映的問題強烈。

(五)社會經濟生活中不確定因素也對社會穩(wěn)定造成潛在危害。

二、原因分析。

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是:。

(一)改革措施不配套。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經濟生活中深層次的問題逐步暴露出來,亟需相應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進行調整,但現在有些政策相對滯后,與基層的實際情況不太吻合。

(二)依法治理措施乏力。一些部門和行業(yè)依法管理無力,執(zhí)法監(jiān)督不嚴,給一些人以可乘之機,損害群眾利益;一些干部和群眾素質低,法制觀念淡薄,要么不懂法,要么不依法辦事。反映在干部身上表現在不依法行政,執(zhí)法不公,或工作方法簡單、粗暴,處理事情有失公正。表現在群眾身上為遇事不通過合法途徑解決,而是意氣用事,動輒上訪鬧事。

(三)有些領導不夠重視。表面上看有些領導對調解工作重視,但實際上少數地方黨委、政府工作只停留在開會、發(fā)文件等,沒有很好地抓落實,對事關大局的矛盾糾紛領導同志不出面、不協(xié)調,忽視了抓早抓小和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不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以至于矛盾激化,影響了社會穩(wěn)定。

社會問題課程綜述范文怎么寫篇十一

為深入了解目前欠發(fā)達地區(qū)遠程教育的問題，筆者所在的工作團隊走訪了15個由重點高校設立的遠程教育學習中心，其中公辦學校學習中心3個，占20％，民辦學習中心12個，占80％；訪談了15個學習中心的部分管理人員，并設置了15道問卷調查題目，對學生發(fā)出了320份問卷，回收298份，回收率93．1％。在有效問卷中，男性167人，占56％，女性131人，占44％；有公職的社會人員197人，占66．1％，企業(yè)員工83人，占27．9％，其他人員18人，占6％。問卷的主要內容涉及學員的學習動機、學習態(tài)度、自我評價等，同時隨機訪談了28人，訪談的問題是社會對遠程教育的評價。調查反映存在如下問題：

1．管理人員不足，對學生管理不到位。

在訪談的15個學習中心中，當問到一個部門的管理人員管理學生人數時（見圖1），公辦學習中心大多是一個管理人員管理200～300人，而12個民辦學習中心中，一名管理人員管理200～300名學生的有6家，300～600人的有3家，600人以上的有3家。試想一個人要管理600名以上不同層次的學習者，無論多么負責任的管理人員，也肯定會出現管理不到位的現象，在調查中一些民辦學習中心的管理人員也承認了這一點，這種管理模式必然帶來遠程教育辦學質量的下降。

2．辦學設備陳舊，教學條件落后。

在訪談中，公辦學習中心辦學條件較好，完全符合遠程教育中心的辦學要求，學生滿意度較高，而民辦學習中心存在較嚴重的辦學質量問題，主要原因是辦學條件差、教學設備落后，從調查數據中分析，學生對遠程教育的滿意度低（見圖2），滿意的占28％，基本滿意的占32％，不滿意的占31％，非常不滿意的占9％，而不滿意的學員，95％是民辦學習中心的。

3．部分學員學習動機不純，學習態(tài)度存在嚴重問題。

4．學員的學習質量及學習效果較差。

當問到你參加遠程教育的學習質量及學習效果自我評價時，回答很好的占18％，回答還可以的占45％，回答一般的占15％，回答基本上沒學到東西的占25％，這說明學員的學習質量及學習效果不容樂觀（見圖5）。5．社會對遠程教育辦學質量的評價在訪談中，筆者隨機問了28個采訪對象，這28個采訪對象中，有教師、有企業(yè)負責人、有政府官員，當問到對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信任度時，有15％的人認為很好，35％的人認為還可以，45％的人認為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不好甚至很差，5％的人回答不了解，這說明社會對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評價不高。6．社會對遠程教育學歷認同度的評價在28個采訪對象中，當問到全社會對遠程教育學歷的認同度時，在國民教育系列中，對全日制學歷認同度最高達100％，其次是對自學考試學歷認同度達95％，對函授學歷認同度75％，對遠程教育的學歷認同度只有71％，這說明社會對遠程教育學歷的認同度不高。

二、欠發(fā)達地區(qū)遠程教育教學中心管理中折射出來的社會問題。

1．大部分民辦遠程教育學習中心管理存在漏洞。

從調查數據分析看，公辦學習中心管理比較到位，學員的信任度高，教學質量有保證，社會認同度高，而大部分民辦學習中心則存在較多問題，如亂收費問題，招生和管理中亂承諾問題，學生考試作弊問題等，這些問題的出現必然讓一些投機者有機可趁，同時主辦高校受招生競爭的影響，對部分學習中心管理不到位，管理的漏洞必然導致辦學中各類問題的發(fā)生。

2．影響到重點高校的社會形象。

目前舉辦遠程教育50多家高校都是211工程院校，是社會各界仰慕的象牙塔，而它們在欠發(fā)達地區(qū)設立的校外學習中心出現的問題必然影響到公眾對重點高校的印象，如果這種辦學漏洞再進一步擴大的話，這些高校的良好社會形象就會轟然倒塌。

3．影響到社會公信力的提升。

高校尤其是重點高校是社會的一方凈土，當遠程教育中所產生的不良現象進一步擴大化時，民眾心中的偶像將不復存在，當重點高校的學歷都可以通過不正當手段不勞而獲時，當一部分人手中拿到的學歷文憑與自身水平不一致時，社會就會對高校的公信力表示懷疑，這將導致整個社會公信力的進一步下降。

4．帶來新的社會不公平。

當部分人通過遠程教育的管理漏洞成功獲取學歷后，他們必然會獲取更多的發(fā)展機會，由此帶來更多的社會不公平，這種不公平現象刺激更多的人去仿效，當這種趨勢蔓延開來，必然會帶來全社會對高等教育的不信任，這對高等教育的打擊將是無法補救的。

三、提升欠發(fā)達地區(qū)遠程教育質量的對策。

要想解決欠發(fā)達地區(qū)遠程教育校外學習中心出現的問題，以維護教育的公正和社會的公平，使遠程教育回歸正常的軌道，就必須采取有效的對策，確保教學質量，以較高的質量來維護遠程教育的形象，具體對策如下：

1．建立和完善現代遠程教育iso質量標準體系。

筆者認為，要構建現代遠程教育iso質量標準體系，規(guī)范遠程教育全過程的質量管理，并以此標準指導遠程教育辦學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確保遠程教育健康發(fā)展。具體而言，一是要關注質量：從理念上探究遠程教育質量的概念、定位與發(fā)展，從實踐上探究遠程教育組織為確保質量而實施的質量監(jiān)控與管理，這包括遠程教育質量標準的制定、質量保證與質量評估的實施等。二是要提升理念，要將iso9000標準的精髓即《質量管理體系———基礎和術語》中提出的八項質量管理原則融入遠程教育的質量體系中來。三要做好識別過程，包括遠程教育的管理職責，資源管理，產品實現，測量、分析和改進四個方面，分析遠程教育實踐中與標準要求相對應的過程，探索iso9000作為一般質量管理標準在遠程教育這一特殊領域的運用。

2．以現代化技術保障、提升和控制遠程教育的質量。